这就是今天在完全不同于当初的情况下实施的奴隶制道德。难怪其结果已是悲惨至极。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人数从事铁针生产。比如说每天工作8／j’时，他们所生产的铁针足以满足世界上的需要。有人发明了新技术，这样同样的人数可生产两倍的铁钉。但全世界并木需用这么多的铁钉：即使铁价一降再降，销路也不会更好。在一个明智的世界中，所有经营铁钉的人都会把8小时工作改为4／J’时，这样其他一切就可照常运行。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混乱，就仍坚持工作8小时，于是铁钉生产过剩，有的工厂主破产，一大半从事铁针生产的工人丢了工作。结果，空出的闲暇时间同上面所提的另一种情况正相同，但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闲着，另一半人却工作过度。这样看来，不可避免的闲暇必定造成四处的悲惨景象，而不是成为普遍幸福的源泉。试想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呢？
穷人也应有闲暇，这种观念一直为富人所害怕。在19世纪初的英国，男人一般每天工作15／h时；儿童通常工作12／J’时，有时干15小时c如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会对他说：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儿童做坏事。当我还是孩子时，在工人取得选举权后不久，按照法律他们也有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这件事却引起上流社会极大的愤慨。我记得曾听到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日做什么？他们只应该工作。”今天的人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直言不讳，但这种看法仍很顽固，这也正是许多经济纠纷的根源。
我们现在抛开迷信，坦率地考虑一下工作的伦理。每个人的生活必需消费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产品。我们不妨假定劳动总体上是令人讨厌的，那么，某个人的消耗多于他的产出便是不公道的。当然，一个人可以提供服务，而不是从事商品生产，例如医务人员；但他也应做出一定的贡献以抵偿他吃住方面的消费。在此限度内，必须承认工作的义务性，但仅仅以此为限。
在现代所有社会中，除苏联外，很多人逃避起码的工作责任，那种靠继承遗产的和找有钱的配偶的人俯拾皆是，对此我不想多加评论。我并不以为这些逍遥自在的人与那些说工人们应过度劳动或挨饿的人一样有害。
假设具有某种真正适当的合理组织，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养家糊口，也不会有失业现象。这种想法使富人们十分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懂如何利用这么多的闲暇时间。在美国，有些人虽然早已富有，但仍然经常长时间地工作；很自然，这些人认定空闲是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对于给有工资收入的人以闲暇的想法他们是极为愤愤不平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的儿子有所空闲也会遭到谴责。颇为奇怪的是，他们期望其子努力工作以致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但对其妻。其女无所事事却毫不在意。对悠闲自得欣羡不已的势利眼光，在贵族社会男女两性都有，而在财阀统治的社会中只限于妇女；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一辈子习惯于长时间劳作，一旦空下来，定会深感厌烦。但一个人如没有充分的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今日已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多数人应享有的这种权利；只有一种往往是替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义迫使我们疲于奔命，而现在已毫无必要了。
在支配俄国政府新的信条中，虽有许多与西方传统教义完全调异的东西，但还有些是一成未变的。统治阶层，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宣传的人，关于劳动高尚的说法同世界上统治阶级一贯提倡的所谓“老实贫民”的说法几乎一样。勤劳、节制。甘心为长远利益而长时间工作的意愿，甚至对权威的服从等，所有这一切都重新出现；而且，权威仍然代替着宇宙主宰的意志，只是如今更换了新名——辩证唯物主义。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同其他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具有某些共同之处。长期以来，男子承认女子的崇高的圣洁性，并宣扬圣洁性的权力更值得追求，以此来安慰女子的自卑感。女权主义者终于决定要二者兼得，因为她们中；司的先导者完全相信男人所说的美德之可贵，却无法相信政治权力是无用的这样的话。在俄国，对于体力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往富人及其奉承者发表“可敬的劳苦工作”的赞美之词，颂扬简朴的生活，宣扬一种教条：穷人比富人更易进入天堂。总之，他们尽力使体力劳动者确认改变物体在空间的位置的工作是特别高尚的，这就同男人竭力让女人相信他们之所以特别高尚在于她们性别上的奴役一样。在俄国，所有关于体力劳动之高尚的说教，使得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更受尊重。复兴这一信条的目的同过去不一样：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做的是鼓动工人们投入特殊的任务。体力劳动成为摆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所有道德教育的基础。
就目前看来，这样做可能是有好处的。一个大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且是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在这种情况下，艰苦的工作是必要的，且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当达到不必长时间工作就能使每个人舒适地生活之时，那又将如何呢？
在西方，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并不企图去实现经济上的公正，因而生产总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根本不从事劳动的少数人手里。由于对产品生产缺乏集中统一的控制，生产出来的东西有许多是社会所不需要的。由于一部分工人被迫过度工作，这样很多劳力因没有工作而闲在一旁。当所有这些方法证明不适用时，只好诉诸战争：促使一些人去制造烈性炸药，另一些人去引爆，好像是刚发现烟火的孩子。我们千方百计地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以维持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注定要从事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俄国，由于经济匕已较为公平合理，产品生产有了集中统一管理，对这个问题应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旦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适程度，那么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就归结为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在各个阶段，允许人民运用表决权决定：是增加闲暇时间还是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既然把艰苦工作视为高尚的品德，这就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达到多通少劳的天堂。看来他们更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以此使当前的闲暇奉献于未来的生产。最近我读到一些俄国工程师提出的一条巧妙的计划，建议筑一道横跨喀拉海的堤坝，以使白令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变暖。这确实是令人钦佩的计划，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当劳动显示出它的美德时，无产阶级的幸福将推迟一代人。这类事情如果真的实行，那是把艰苦工作的美德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不再需要这样工作的境地的一种手段。
人类的生存虽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体力劳动，但它显然不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倘若如此，我们就该把每个筑路工人看作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误入歧途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必须使人感到知足，这一点致使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宣扬劳动的高尚，而使他们自身却一直使之保持卑贱的境况；二是对机器生产新的兴趣使得我们为自身在地球上作出了惊人灵巧的变化而欣慰。然而这两个动机都不能使从事实际劳动的工人感兴趣。如果你询问他认为什么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看来他不会说：“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体会到我在实践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因为我乐于想像人类对其所居住的行星能改造到什么程度。诚然我的身体需要休息，我必须尽量满足这个需要，但每当天色破晓，我能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艰苦工作。”我以前从未听到工人们这样说过，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工作视为谋生的一种必要手段，而他们所能享用的无论什么样的乐趣都只能从空闲的时光中得到。
也许有人会说，空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如果在一天24小时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懂得如何安排其余时间了。在现代世界中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便是对我们文明的谴责；其实即使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以前人们有时间休息放松，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了一定的限制。现代人认为做任何事都另有目的，并非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严肃的人总是指责爱好看电影的人，说这会教唆青年人做坏事。但是与电影相关的所有工作又受到尊敬，因为这是一项工作，而且带来收益。这种认为赚钱是有价值的活动的观念使得世间万物是非颠倒。那些供给我们肉和面包的屠夫和面包师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们是在赚钱；而你如享用他们供给的食物，除非纯粹为了给工作增添力气，否则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赚钱是善行，而花钱是恶的。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如同一个人认定钥匙是好的，而锁孔是坏的那样的想法一样荒谬。劳动产品的价值必须完全依照产品消费后带来的益处去衡量。在我们社会里，个人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会目的在于他所生产的得以消费。生产的个人与社会目的上的区别，在这个营利是勤劳的动力的世界上，人们很难清醒地考虑问题。我们过多地考虑生产，而对消费考虑太少。其结果之一就是对享受和起码的幸福漠不关心，而且对生产不是以它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乐趣为准则而进行评判。
我提出把每个工作日缩减为4小时，并不意味着主张所有余暇时间都必须花在纯粹的无聊事情上。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和基本的舒适生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