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会使最为细致的估算出现差错。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体上就会仍可以通过逐步地向新生产过程的转移来获得。关于失业者，社会主义有可能采取措施，而这些措施现在尚无实施的可能。由于害怕失业，雇主和雇员间又存在相互的怀疑。当一种工业衰弱，而另一种工业强大起来时，可把年轻人抽离衰退的工业，放到强盛的工业中给以锻炼培养。大多数失业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加以防范。当一个人没有工作可做时，他的工资应分文不少，因为他的报酬是根据他的劳动意志支付的。如果必须强制劳动，那要通过刑法，而不是通过经济制裁。
在舒适和悠闲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将由那些做出计划的人执行，这些人最终是一般的大众。如果每人每天工作4小时，其产生的舒适要比每人每天工作5小时更少。人们也许期待技术的改进，一方面将提供更多的舒适，另一方面将提供更多的闲暇。
经济的不稳定将不再存在（除非仍有战争的危险），因为，只要一个人不是罪犯，他就能得到一份工资，而孩子的费用将由国家承担。妻子将不再依附于丈夫，儿童也不再国家长的缺陷而大大受苦。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经济上的依赖，只有个人对国家的依靠。
如果社会主义存在于某些文明国家，而不在其他国家，那么仍有战争的可能，这种体制的优越性也不能充分地实现。但是我认为，这可以完全确信：每一个采纳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不会在军事上恣意扩张，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防止其他国家的侵略。一旦社会主义盛行于整个文明世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将不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追求和平的理由。
我重复一下，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信条。通过防止经济不稳定。可以估算，它可以增加所有人的幸福，除了一小部分最富裕的人以外；正如我坚定地相信那样，如果它能防止第一流的战争，将为全世界增加无法衡量的福利——某些工业巨头无视使其观点无法立足的经济上的异议，坚持通过另一次大战他们可以谋取暴利的信条，这是妄自尊大者精神不健全的幻想。
（九）．西方文明
首先，什么是文明？我认为，它的首要特征是远虑。这确实是人类有别于兽类、成人有别于儿童的主要区别。但是，远虑具有程度之分，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表现出来的远虑程度来确定其文明程度的差异。远虑还可以进行近乎准确的衡量：我并不认为一个社会的平均远虑程度与利益程度成反比，尽管有人支持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可以说任何行为中的远虑程度可由三个因素给以衡量：目前的痛苦、未来的欢乐。以及两者的间隔长度。那就是说，目前的痛苦除以未来的欢乐，再乘以两者的间隔时间所得到的就是远虑。个人的远虑与集体的远虑有差别。在一个贵族或富豪统治的国家，有人遭受目前的痛苦，而有人享受着未来的欢乐，这使得集体远虑更为容易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主义所有典型的工作都表明了高度的集体远虑：那些建造铁路、码头、轮船的人们所做之事的益处只在数年之后才得以回报。
确实，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古埃及人在尸体防腐中所显现的有更多的远虑，他们这样做是希冀若干万年后死者的复活。这使我们想到文明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知识。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远虑不能说是完美的文明，尽管它也许可为真正文明的成长带来必需的。动灵习性。比如，清教徒将欢乐延伸至来生的习惯，无疑地促进了工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资本积累。由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申帕帕申军方冬的丁破车活方式。
如果我们回溯西方文明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从埃及和巴比伦得来的东西，在主体上已成为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征，而不是西方独有的。西方别具一格的特性始于希腊人，他们创立了演绎推理方法和几何科学。他们的其他成就，或者不太明显，或者在中世纪销声匿迹。在文学艺术领域，或许他们曾经辉煌一时，但与其他古老的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调异之处。在实验科学中，他们产生了几个人，特别是阿基米德，他率先运用了现代方法，但这些人没能成功地建立一个学派或一种传统。希腊人对文明所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演绎推理和纳数学。
可是，希腊人是政治上的无能者，要没有罗马人的行政能力，他们对文明的贡献早已付之东流。罗马人发现发如何借助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管理罗马帝国政府的运转。在以往帝国中，任何事情都依赖于君主的威力，但在罗马帝国可能为执政官所害，可能被拍卖转移，政府机构对此没有更多干涉——其反响之小，事实上，就如现在大选中表现的那样。看来罗马人开创了献身于非个人化国家的美德，意在抑制对统治者个人的效忠。希腊人确实高谈爱国主义，但他们的政府官员腐败逐项，几乎所有人在当政的某一时期都接受了波斯的贿赂。奉献于国家的罗马人观念已在西方成为产生一个稳定政府的基本要素。
在现代社会以前，完整的西方文明还有一个必要的因素，那就是政府同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宗教间的独特关系。基督教的起源完全是非政治化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成长只是作为那些失却民族的和个人的自由的人们的一种尉藉，并且它继承了犹太教世界上的统治者的道德谴责态度。在君士坦丁之前的岁月里，基督教发展为一种组织，使教徒对之的虔诚远甚于对国家的忠心。罗马衰亡后，教会以一种独有的综合方式保留了那些在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明中证明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从犹太教的道德激情中萌发了基督教的伦理戒律；从希腊人对演绎推理的热爱中孕育出了神学；从罗马帝国主义和法理学的典范中诞生了教会的中央集权政府和教会法。
不过，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而达到的政治上的凝聚成了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地区文明的明显标志。这主要归因于爱国主义，尽管它植根于犹太人的排外主义和罗马的效忠帝国思想，它在现代得到了发展，始于英国抵抗西班牙舰队，并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了最初的文学表述。自从宗教纷争结束之后，主要根据基于爱国主义的政治凝聚一直在西方稳步增强，并且目前仍在迅速地发展。从这方面看，日本已证明是最聪慧的学生。旧日本王室愚蠢而凶恶的封建贵族，无异于玫瑰战争时期肆虐英国的贵族老爷们。但是借助运载基督教传教士的船只被运到日本的火器和火药，幕府奠定了国内的和平；并从1868年起，通过教育和神道的手段，日本政府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与西方国家一样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国家。
现代世界中社会的凝聚力，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艺术的变更，自从火药发明以来，所有这些变化已倾向增强政府的权势。这一过程可能绵延不止，但一种新的因素使其复杂化了：由于武装力量越来越依赖于产业工人，政府也就越有必要去寻求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属于宣传手法的问题，可以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府能在这一方面取得迅速的进展。
欧洲过去四百年的历史是一部兴盛与衰亡的历史：以天主教教会为代表的旧综合方法的消亡和尚大成熟丰满、但建立在爱国主义和科学之上的新综合方法的兴盛。不能认为科学的文明移植于没有我们先辈的地区能够具备我们这样的特性。科学移植于基督教和民生产生的效果，与移植于崇拜祖先和至高无上的君主政体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我们敬畏基督教尊重每个人，而这是一种科学对立完全中立的感情。科学本身并不向我们提供任何道德观念，而且也很难确定哪些观念会取代我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传统膻变缓慢，我们的道德观念主要还停留于前工业社会的水平；但是，不能期望这一情况会延续下去。人们将逐步萌发与自然习惯融汇一致的思想，他们的理想也不会同他们的工业技术难以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速度已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最近150年中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先前4000年走过的路程。倘如彼得大帝有可能和汉漠拉比交谈一番，他们肯定相互心领神会；但是，他们都已无法理解一个现代金融巨头或工业巨头。这是一个怪异的事实，现代社会中种种新思想几乎都源自科学技术领域。只是在晚近，科学通过打破迷信的伦理信仰的任格，才开始促进新的道德观念的成长c凡是传统模式迫使人们受苦的地方（如禁止堕胎），一个比较善良的伦理观念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结果是，那些允许知识影响他们伦理观的人们就被无知的信奉者视为邢端。然而，像我们这样依赖科学的文明，能否在将来成功地禁止假大地增加人类幸福的各种知识形式，正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是，我们的传统观念既像个人神圣的观念那样纯粹是个体性的，又适应比现代世界中那些重要的社团小得多的群体。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最突出的影响之一，是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把许多人的活动组织到大群体中。这样，一个人的活动就时常与他所属的那个群体合作或冲突，而对与他关系十分疏远的那些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家庭这样的小群体，其重要性正日渐消失，只有一个大群体，即民族或国家，才能给予传统道德观的考虑。其结果，我们时代有影响力的宗教只要不是纯粹传统的，就会含有爱国主义的成分。百姓们甘愿为爱国主义贡献自己的生命，并且感到这种道德约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反叛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看来，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自由主义整个时期中颇有代表性的个人自由运动，由工业主义导致的高度组织化而中断，这不是不可能的。社会对个体施加的压力可能以一种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