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爱情的，但并不坚持爱情是永远木可以如愿的。其实、它是反对教会信条的一个剧烈的转变，并且也是有力量的异教徒们关于人生爱情的正当主张。
上等阶级的智力和道德观点都浸淫于艺术之中，在历史上，它们的存在依然是相当例外的事实。没有其它时期，文化的理想和爱情的理想混合至如此的程度。恰如经院派哲学代表中古时期融合各种哲学思想于一炉的伟大精神，宫廷恋爱的学说在不太高的范围内，也想包括关于高尚生活的一切的。玫瑰花传奇并没有毁坏这个制度：它只是修订了它的倾向，丰富了它的内容。①
这时期是一个极其粗鄙的时期，但是玫瑰花传奇所倡导的那种爱情，虽然在牧师们看来是无德行的，但却是优美的、豪爽的、优雅的。当然，这种观点只能适用于贵族阶级；他们不但应该有闲暇功夫，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宗教的羁绊。表现爱情动因至上的比武为教会所憎恶，但教会没有力量抑制它们；同样地，教会也不能压制武士爱情的制度。在我们今天的民主时代，我们容易忘记贵族制度的各个时代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好处。的确，如果没有武侠传奇小说所开辟的道路，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的。
在文艺复兴时代，由于强烈反对异教徒的结果，爱情虽然仍保存着诗意，但通常不再是纯粹精神的了。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习俗的态度，可以唐吉河德和他的情妇杜尔西尼亚（DUI －cinea）的故事里看到，不过中世纪的传统习俗并木是没有影响了。西德尼的阿斯特罗夫和司脱拉①就是充满这种影响的。莎士比亚给威忌先生的短诗也大受其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代富有特色的爱情诗是令人愉悦的和直率的。
当这些塞冷的夜晚冻死我时
不要在床上讥笑我
有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这一点必须承认，即这种情感是坦率直诚的和洒脱不羁的，并且绝非仅仅是精神上的。然而，文艺复兴会从中世纪的纯粹精神的爱情中学到求爱的本领。塞姆贝林因为不会做自己的爱情诗而被人嘲笑，因此不得不雇佣一个贫穷的文人做“听吧，百灵鸟”那首诗——人们都会说，那是一首名诗。不可思议的是，中世纪之前虽然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诗，但却很少有直接求爱的诗。中国有诗描绘一个女子因丈夫远离而独守空门的闺怨，印度有充满神秘意味的诗，但是人们推断既然男子们只需极少的努力就可得到他们钟爱的女子，他们就不必借助音乐或诗歌向女子们求爱了。从艺术的观点来看，如太容易接近实在有些可惜；希望出现的事是，女子应该难以接近，而又不应该不能接近。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情况多少一直存在着。其困难之处部分是外表的，部分是内在的，内在的难处，是由于对习惯道德信条的顾忌。
浪漫的爱情，在浪漫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达到了它的极致，人们或许将雪莱作为它的主要提倡者。雪莱在堕入爱河的时候，当然会充满一种优雅的热情和想象的念头，它们自然会在雪莱的诗中表现出来。自然地，他认为产生这些结果的情绪完全是好的，并且他不明白为什么爱情应该受到节制。然而，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不良的心理之上的。他之所以写诗，是因为他的愿望受到了阻碍。如果那位高尚而又不幸的妇人爱米利·维维阿尼不被送往一个修道院里去，他不会感到必须写那首《哀彼丁》的诗。如果简·约翰威廉不是一位很有德行的太太，他就永远不会写那首名叫徊忆》的诗。那些为他所痛诉的社会上的障碍，恰好是促使他做了佳作的刺激物的基本部分。存在于雪莱身上的那种浪漫的爱情，全都依赖于那种缺乏稳定性的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习惯势力的阻碍依然存在，但并非绝对不能超越的；假设这些障碍很顽固，或者假使它们不存在，浪漫的爱情均不可能繁盛起来。试以中国的制度作为极端的例子：在这种制度下，男人除非自己的妻子，永远不能遇见有身份的女子，在他感到自己的妻子不合意的时候，他去逛妓院；他的妻子是别人给他选择的，不到结婚那一天，他甚至不认识她；于是所有他的性关系，就被完全隔离于浪漫爱情之外，他从来没有机会去追求爱情，并促使他写作爱情的诗歌。反之，在完全自由的国家里，他完全可以借助他的大献殷勤获得很好的成功，可以写出非常优美的爱情诗，他甚至可以不必借助他最好的想象力去在这些方面获得胜利。所以爱情诗全凭习俗和自由间某种微妙的平衡，两者间任何一方打破了这种平衡，爱情诗就很难达到最佳的境界。
然而，爱情诗不是爱情的唯一目的，即使浪漫的爱情在没有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的情况下，它也会兴盛起来。我相信，浪漫的爱情是生命肯定会提供的最强烈快乐的源泉。用热情想象和温存构筑的彼此爱恋的男女之间关系，其中某些东西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对此视而不见，乃是人类之大不幸。我认为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应该允许这种快乐存在，尽管这仅仅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主要目的。
在完全现代化了的时代，也就是说，自从大约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以来，兴起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婚姻应该是浪漫爱情的结果。大多数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是在说笑语的国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毫不清楚，在不久之前，浪漫的爱情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一百年前的小说和戏剧，主要是描写青年一代为了建立新型的婚姻基础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为了反对传统的父母之命的婚姻模式。究竟他们的努力是否如同改革者们所期望的那么好，也许值得怀疑。这儿应该提及玛拉普洛普的规则了，她认为爱情和厌恶都会被婚姻所消蚀，最好在开始时就要有点厌恶感。当人们还在没有交换性知识而结婚，并且处于浪漫的爱情左右之下时，每一方都确曾幻想另一方都拥有更为完善的道德，并且怀抱婚姻将是一种久远幸福的幻想。特别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妇女长期被教化为性无知和纯洁的，因此而不能将性饥渴与志趣相投区分开来，那么她尤其容易陷于此类的幻想。在美国，将婚姻视为罗曼蒂克的观点，尤其比任何其他地方严重，法律和风俗都以未婚女子的梦想为基础，结果离婚现象很普遍，幸福的婚姻非常罕见。婚姻是远比两个人相伴的快乐更为严肃的大事；它是一种制度，由于它生儿育女的事实，形成了社会一部分中亲密无间的组织，它所具有的重要性的拓展，要远在夫妇间个人感情之上。这或许是好的——我认为这是好的——浪漫的爱情应该是形成婚姻的动机，但是应该懂得，那种能够使婚姻维持幸福并完成它的社会目的的爱情，并不是浪漫的，而是更为亲密、更富亲情和现实性的。在浪漫的爱情中，被爱者并未将这些精确地加以认识，相反，他们是雾中看花，不识庐山真面目。毫无疑问，如果某类女子拥有某类丈夫，她可能在结婚之后仍被笼罩在这种雾樟里，要在婚姻中维持浪漫的爱情，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即她必须避免和其丈夫任何真正亲热的举动，并且对于她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就像某种程度上对于她肉体上的私处一样，也要保持具有女面狮身女妖般的神秘。然而，如此的处心积虑、矫揉造作，使婚姻不可能达到它最好的境界，这种境界全仗不混杂虚幻成份的真挚亲密的感情为基础。而且那种以浪漫的爱情为婚姻根本的观点，是太无秩序了，并且和圣保罗的观点一样——尽管在相反的意义上，它同样忘记了生儿育女是赋予婚姻重要性的因素。要不是为生儿育女的需要，就完全用不着与性有关的制度，但是一当孩子问题介入，如果丈夫和妻子还有～丝责任心或任何对于他们后代的关爱之心的话，人们就不得不认识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就不再是婚姻的最重要部分了。
第七章 妇女的解放
当今性道德的状况每况愈下，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个是避孕药剂的发明，第二个是妇女的解放。前一个原因我将在以后讨论，后一个原因是本章的主题。
妇女的解放是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运动开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如同我们所知的，这一时期改变了继承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做女儿的。沃尔斯托尼克利弗特所著的《妇女权利的证明》（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97），是引起了法国大革命而又为法国大革命所推动的那些观念的产物。从她那个时代直到今天，男女平等的要求一再被人们重申，并不断地被人们强调和取得成功。尔的《妇女的屈从》是一本非常具有说服力和理由充足的书，它对于紧接着他的后一代中那些有思想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它的信奉者。并且早在60年代早期，我的母亲常常发表演说，支持妇女应具有选举权。她是如此地热衷于女权主义，在生我的时候，竟请一个叫做安德生的第一个女医生来接生。在当时，安德生不被允许做一个有资格的职业医生，而只能是一个获得证书的产科医生。当时男女平等的权利，只限于上等和中等阶级，所以没有太大的政治影响。每年众议院都有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议案，虽然总是得到伯克先生和彼克先生的大力鼓吹和支持，但在当时总是没有任何机会获得通过成为法律。但是，那时中产阶级的男女权利平等的倡导者，在其自身范围内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就是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利条例获得了通过（1882）。直到这一条例通过之前，无论已婚妇女拥有什么样的财产，它们都在她丈夫的控制之下，即使表面上有丈夫不得动用资本的条例。此后妇女在政治方面的运动历史为时甚近，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