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市国有企业的现状是严峻的，令人堪忧的。东北三省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现状都是严峻的。这是一个艰难时代。对普遍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尤其艰难。据我看来，绝非短时期内能全面改观的。国家有国家的难处，这难处不是一位英明人物的英明头脑，或一项英明决策所能一朝解决的。这个体制的负载早已太沉重了。从前中国工人的活法是七分靠国家，三分靠自己，现在看必得反过来了，必得七分靠自己，三分靠国家了。那三分，便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责任。它大约也只能负起这么多责任了。这责任具有历史性。
既然必得七分靠自己了，你打算怎样，该认真想想。你来信说打算提前退休或干脆辞职。我支持，这就等于与自己所依赖惯了的体制彻底解除“婚约”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毕竟有别于年轻人。而且得清楚，那体制不会像一个富有的丈夫似的，补偿你什么。届时你的心态应该平衡。不能被某种“吃了大亏”的想法长久纠缠住。而最主要的，是你做出决定前必得有自知之明，反复问自己什么是想干的，什么是能干的。在想干的和能干的之间，一定要确定客观实际的选择。
总之，你一旦决定了，你的困难，二哥会尽全力周济帮助的。
过些日子，我会嘱出版社寄一笔稿费去的。
抽时间去医院看望大哥。
今天，我集中精力写信。除了给你们三个弟弟妹妹写信，还要抓紧时间再写几封。告诉大伟，说二舅问她好。也替我问春雨好。嘱他干活注意安全。
余言后叙。
兄晓声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于北京
读的烙印
真的不知该给正开始写的这一篇文字取怎样的题。
自幼喜读，因某些书中的人或事，记住了那些书名。甚至还会终生记住它们的作者。然而也有这种情况，书名和作者是彻底地忘记了，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但书中人或事，却长久地印在头脑中了。仿佛头脑是简，书中人或事是刻在大脑这种简上的。仿佛即使我死了，肉体完全地腐烂掉了，物质的大脑混入泥土了，依然会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存在于泥土中，雨水一冲，便会显现出来似的。又仿佛，即使我的尸体按照现今常规的方式火化掉，在我的颅骨的白森森的骸片上，定有类似几行文字的深深的刻痕清晰可见。告诉别人在我这个死者的大脑中，确乎的曾至死还保留过某种难以被岁月铲平的、与记忆有关的密码……
其实呢，那些自书中复考入大脑的人和事，并不多么的惊心动魄，也根本没有什么曲折的因而特别引人入胜的情节。它们简单得像小学课文一样，普通得像自来水。并且，都是我少年时的记忆。
这记忆啊，它怎么一直纠缠不休呢？
怎么像初恋似的难忘呢？
我曾企图思考出一种能自己对自己说得通的解释。
然而我的思考从未有过使自己满意的结果。
正如初恋之始终是理性分析不清的。
所以呢，我想，还是让我用我的文字将它们写出来吧！
我更愿我火化后的颅骨的骸片像白陶皿的碎片一样，而不愿它有使人觉得奇怪的痕迹……
一
在乡村的医院里，有一位父亲要死了。但他顽强地坚持着不死，其坚持好比夕阳之不甘坠落。在自然界它体现在一小时内。相对于那位父亲，它将延长至十余小时。
生命在那一种情况下执拗又脆弱。
护士明白这一点。
医生更明白这一点。
那位父亲死不瞑目的原因不是由于身后的财产。他是果农，除了自家屋后院子里刚刚结了青果的几十棵果树，他再无任何财产。
除了他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也再无任何亲人。
他坚持着不死是希望临死前再见一眼他的儿子。
他也没什么重要之事叮嘱他的儿子。
他只不过就是希望临死前再见一眼他的儿子，再握一握儿子的手……
事实上他当时已不能说出话来。
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两阵昏迷之间的清醒时刻越来越短……
但他的儿子远在俄亥俄州。
医院已经替他发出了电报——打长途电话未寻找到那儿子，电报就一定会及时送达那儿子的手中吗？即使及时送达了，估计他也只能买到第二天的机票了。下了飞机后，他要再乘四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来到他父亲身旁……
而他的父亲真的竟能坚持那么久吗？
濒死的生命坚持不死的现象，令人肃然也令人怜悯。而且，那么的令人无奈……
夕阳是终于放弃它的坚持了，坠落不见了。
令人联想到晏殊的诗句——“无限年光有限身”，“夕阳西下几时回”？
但是那位父亲仍在顽强地与死亡对峙着。那一种对峙注定了绝无获胜的机会。因而没有本能以外的任何意义……
黄昏的余晖映入病房，像橘色的纱，罩在病床上，罩在那位父亲的身上，脸上……
病房里寂静悄悄的。
最适合人咽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种寂静……
那位父亲只剩下几口气了。他喉间呼呼作喘，胸脯高起深伏，极其舍不得地运用他的每一口气。每一口气对他都是无比宝贵的。呼吸已仅仅是呼出着生命之气。
那是看了令人非常难过的“节省”。
分明的，他已处在弥留之际。
他闭着眼睛，徒劳地做最后的坚持。
他看去昏迷着，实则特别清醒。那清醒是生命在大脑领域的回光返照。
门轻轻地开了。
有人走入了病房。脚步声一直走到了他的病床边。
那是他在绝望中一直不肯稍微放松的企盼。
除了儿子，还会是谁呢？
这时脆弱的生命做出了奇迹般的反应——他突然伸出一只手向床边抓去。而且，那么的巧，他抓住了中年的男医生的手……
“儿子！……”
他竟说出了话，那是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一滴老泪从他眼角挤了出来……
他已无力睁开双眼最后看他的“儿子”一眼了……
他的手将医生的手抓得那么紧，那么紧……
年轻的女护士是和医生一道进入病房的。濒死者始料不及的反应使她呆愣住。而她自己紧接着做出的反应是——跨前一步，打算拨开濒死者的手，使医生的手获得“解放”。
但医生以目光及时制止了她。
医生缓缓俯下身，在那位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接着又将嘴凑向那位父亲的耳，低声说：“亲爱的父亲，是的，是我，您的儿子。”
医生直起腰，又以目光示意护士替他搬过去一把椅子。
在年轻女护士的注视之下，医生坐在椅子上了。那样，濒死者的手和医生的手，就可以放在床边了。医生并且将自己的另一只手，轻轻捂在当他是“儿子”的那位父亲的手上。
他示意护士离去。
三十几年后，当护士回忆这件事时，她写的一段话是：“我觉得我不是走出病房的，而是像空气一样飘出去的，惟恐哪怕是最轻微的脚步声，也会使那位临死的老人突然睁开双眼。我觉得仿佛是上帝将我的身体托离了地面……”
至今这段话仍印在我的颅骨内面，像释迦牟尼入禅的身影印在山洞的石壁上。
夜晚从病房里收回了黄昏橘色的余晖。
年轻的女护士从病房外望见医生的坐姿那么的端正，一动不动。
她知道，那一天是医生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亲爱的妻子正等待着他回家共同庆贺一番。
黎明了——医生还坐在病床边……
旭日的阳光普照入病房了——医生仍坐在病床边……
因为他觉得握住他手的那只手，并没变冷变硬……
到了下午，那只手才变冷变硬。
而医生几乎坐了二十个小时……
他的手臂早已麻木了，他的双腿早已僵了，他已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是被别人搀扶起来的……
院长感动地说：“我认为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而医生平淡地回答：“我不是基督徒。不是上帝要求我的。是我自己要求我的。”
三十几年以后，当年年轻的护士变成了一位老护士，在她退休那一天，人们用“天使般的心”赞美她那颗充满着爱的护士的心时，她讲了以上一件使她终身难忘的事……
最后她也以平淡的语调说：“我也不是基督徒。有时我们自己的心要求我们做的，比上帝用他的信条要求我们做的更情愿。仁爱是人间的事而我们有幸是人。所以我们比上帝更需要仁爱，也应比上帝更肯给予。”
没有掌声。
因为人们都在思考她讲的事，和她说的话，忘了鼓掌……
在我们人间，使我们忘了鼓掌的事已少了；而我们大鼓其掌时真的都是那么由衷的吗？
二
此事发生在国外一座大城市的一家小首饰店里。
冬季的傍晚，店外雪花飘舞。
三名售货员都是女性。确切地说，是三位年轻的姑娘。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才十八九岁。
已经到可以下班的时间了，另外两位姑娘与最年轻的姑娘打过招呼后，一起离开了小店。
现在，小首饰店里，只有最年轻的那位姑娘一人了。
正是西方诸国经济连锁大萧条的灰色时代。失业的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到处可见忧郁的沮丧的面孔。银行门可罗雀。超市冷清。领取救济金的人们却从夜里就开始排队了。不管哪里，只要一贴出招聘广告，即使仅招聘一人，也会形成聚众不散的局面。
姑娘是在几天前获得这一份工作的。
她感到无比的幸运。
甚至可以说感到幸福。虽然工资是那么的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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