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一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一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耕地占用税二点四万元，烤烟产品税八十一点五万元，提留统筹款一百六十二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三百二十万元，人均负担高出一百元，亩均负担也在五十元以上。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百分之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特别是烟税，上边年年派任务，镇里就只有分摊到农户，每亩摊到八十多元；但是农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烟用煤、灌溉等生产性的投入上，每亩成本就将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来反倒要贴钱。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十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深有感慨地．对李培杰说：
“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结果呢，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上线’标准，如今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底线’。虚报浮夸风又这样盛行，农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报到一千五甚至两千元，最后就都按照这些虚夸数字的百分之五来征收，怎么得了！”
李培杰比刘兴杰的年龄大上许多，经历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刘兴杰多，听年轻的书记这番议论，他就为当年的粮价算了一笔账：
“国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别也太大，就说黄豆，国家收购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钱一斤，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卖到了九角到一块，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办法总得变一变！”
“是呀，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兴杰叹着气说，“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发现为征税收费，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早变得严重恶化，他很想在这方面有些作为。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三—卜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一听一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年十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他们是小心翼翼地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的。
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二人的汇报，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农民的意见，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开会形成了专门的决议，决心很大，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不但明确表态可以试点，还把何开荫有关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方案作了介绍。
刘兴杰和李培杰听了，大为振奋。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书记县长非但鼓励他们搞好这个试点，还当场敲定，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们新兴镇召开一次现场会，为他们助威叫阵。
书记县长作出的这个非常的决定，使得刘兴杰和李培杰兴奋得有点儿“受宠若惊”。有了县领导的撑腰，“新兴二杰”底气更足了。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一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惟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着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一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一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一、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中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一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方案。马店乡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各项筹备。 ．
每年的元旦，淮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风几尽卷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机，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涡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云集新兴镇，如期召开了四大班子的联席会议。按照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事先的计划，是要通过这样一次现场会，把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推广到全县去。
会议安排刘兴杰代表新兴镇首先讲话，他也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并满怀豪情地汇报了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的“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改革的做法与心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听着，整个会议处在一种亢奋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感到意外的情况，县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异议，并严肃提出：新兴镇的改革方案虽然合理，却绝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冷静的措词透出坚定不移的否决态度和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深谙政界仕途的人，一听便知大有背景。
没谁不清楚，这次的联席会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倡导的，为’了张扬新兴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