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时候，河北省因《粮食收购条例》的颁布被推迟了九个多月的“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终于在石家庄隆重召开了。会上，省委副书记赵金铎，对这么多年锲而不舍地从事公粮制改革研究的杨文良，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扬。他充满感情地说道：
“文良同志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执着。无论是这项改革顺利的时候，还是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一往无前的，也确实费了很大的心血。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条例》出台后，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是有分量的，我看许多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有一定的现实性。这些文章分别寄给了朱总理办公室、中财办、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作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倡导者也应邀前往石家庄并作了专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农民的福音：农业税费改革是农民减负增收、理顺农村利益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的得力措施》。他的发言在研讨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一九九八年农民负担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省市区“抓紧制定并实施农村‘费改税’方案，积极探索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
至此，农村税费改革终于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和抓紧实施减轻农民负担的税改方案，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呼之欲出了！
这期间，新华社编印的《半月谈》杂志从全国各地眼花缭乱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这就是：安徽省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总额大包干”模式、河北省正定县的“公粮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岗市的将“三提五统”费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并公开了推进的时间表：“明年国家先在几个省区进行试点，其他省区也可在个别县（市）试点，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现在，朱镕基把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了。
确实没有理由不再加快这项改革试点的步伐了。尽管项怀诚、陈耀邦、段应碧拟就的改革试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更不了解各省市自治区对这个试点方案持何种意见，而且眼看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到了“明年”，朱镕基还是把“几个省区进行试点”的时间，定在“明年”，同时宣布，几个省区大约只要一年的试点，就可以“争取后年在全国推开”。
朱镕基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来，依然是他那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进的施政特色。
然而，当国务院授权财政部长项怀诚等人组成的专门领导小组，拿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将他们拟就的试行方案发到全国各有关的省区以后，因为这个方案并没有集中起各地试点工作中成功的经验，有着明显的政策缺陷，执行这个方案，农民的负担可能会被减轻，但地方财政由此出现的巨大的财政缺口，却无力填补。所以，除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因是这方面的专家；显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余各省都先后打了退堂鼓。但就是这惟一坚持试点的回良玉还因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调离安徽，出任江苏省委书记，这就使得农村“费改税”的试点工作，顿时变得扑朔迷离，陷人僵局。
但是，朱镕基的决心没有变。早在一年前，他在给财政部长项怀诚、农业部长陈耀邦、中央财经办副主任段应碧的批示中，就指出过：“实行时间不必拖到二OOO年”，“实际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区实行”，“此项改革业已成熟，不必拖那么长时间”。随后又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明确提出：“乡村费改税九九年要开始搞。”显然可以看出，他确定的时间表却一再被耽搁，最后还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二OOO年！
此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OOO年必须推行改革，这一点，不能再有丝毫的动摇了。
于是，二OOO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我们注意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出的后来曾轰动全国，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一封信，正是二OOO年三月二日。
这既是一种巧合，却更像一个寓示，它至少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这个《通知》，不仅顺应民意，还是十分及时的！
《通知》指出：“中央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少数县（市）试点，具体试点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决定和负责，试点方案报中央备案。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摸清情况，积累经验，逐步推开。”
《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积极支持和配合搞好试点工作。要适应改革要求，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关政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的方针，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不办，能缓办的事情缓办，决不能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求得事业发展。”
确立安徽作为税费改革惟一的试点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徽最大的信任与鞭策，当然更是对安徽率先提出税费改革并连续七年进行大胆探索的充分肯定。
这期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当安徽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朱镕基总理来到了安徽代表们中间。
他坦诚直言道：“我一直关心农业的问题，考虑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已经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但能拿出的办法却又不多，只有‘减负’。这是必须下决心的。‘费改税’，是一揽子工程，不合理的收费很多，什么二百种、三百种，我看只有一种，就是农业税，其他都是属于非法的，不能再叫种田的吃亏了。这项工作，已经搞了一年的调研，也定了一些试点，可是到今天却只有安徽不打退堂鼓，而现在良玉同志还到江苏去了。”
朱镕基望着新任省委书记王太华，问道：“你太华还搞不搞呢？”
王太华非常清楚这场改革意味着什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什么可能都会出现，什么困难都会发生，但是，为了让亿万农民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他还是愿意承担一切风险，迎难而上。也许此刻，他有许多话要说，却只是庄严地一笑，说了一个字：“搞！”
朱镕基高兴地点了一下头，说：“有这个勇气，是要表扬的！”
接着，他指出：“这条路很艰难，也很光荣。万里同志当年在安徽搞‘大包干’，那是开创了一个历史；今天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不亚于‘大包干’，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
说到这，他的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他认真地环视一周，动情地说：“我是南陵人，南陵县是我的祖籍，我有安徽的血统。安徽的历史上，有浮夸的‘美名’，当然，全国都有，安徽却是比较严重的，我担心这次税费改革，下面还会搞浮夸。现在，大家都怕我，但安徽不怕，尤其南陵人不怕，九八年我去南陵粮站视察，他们就对我弄虚作假。今天只有搞‘费改税’这样一条路了，我们必须扎实工作，一定要谨防虚报，农民的税费不能再搞得太重了。假如这一次搞不好，我就只有撤职。”
他感慨道，“这么多年，我们培养了一批会汇报的干部，这些干部不去访贫问苦，不去做调查研究。今天我们搞税改，就是要讲实的，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讲问题。我希望安徽省的同志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能听得进不好听的话，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最后说道：“太华同志比我年轻，风险我替你担了，但我依然为你捏把汗啊，因为‘费改税’的工作是会非常艰巨的。我马上要下了，（任内）看不到结果了，可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团结起来，勇敢地挑起这个担子！”
就在那次全国人大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也来到了安徽省的代表团中间。
他认真听取了大家对搞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意见和建议之后，亲切地对来自家乡的代表们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措施。工作中，会有不少困难，安徽作为试点，我们就一定要精心组织，认真安排，有步骤地进行。”
历史，又一次降大任于八皖大地。一场亿万农民期盼已久的，中国农村第二步伟大的改革，就在这世纪之交，在“大包干”的发源之地，终于拉开了序幕！
江淮儿女又一次勇立潮头！
第八章 破题
1迟到的“新闻”
安徽省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宣传发动阵势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现了。
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一千三百万农户印发了《致全省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在三十五万个村及村民组张贴了《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党的政策迅速走进千家万户。
可以说，其声势之浩大，铺天盖地，这种场面，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安徽就再没有出现过。
紧接着省委又从各部门各机关，抽调三百六十五名干部，组成八十五个督查组，奔赴大江南北，长淮上下，宣讲税费改革的意义，解释税费改革的政策，督查各地落实税费改革的情况。
这次安徽以省为单位搞的改革试点的方案，是由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确定的。归纳起来，大致是四句话：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和一项改革。具体内容是：取消现行的按农民上年人均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