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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花那么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这同样让人不得要领。
建国五十多年了，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也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在中国的农民中，没有接受过起码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万？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文盲。面对今天经济文化依然如此落后的中国广大农村，如果我们不回避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在教育上，我们确实是个失败者。
中央实行财经集权的初衷，就是为了集中财力办大事，而九亿农民义务教育的事还小吗？
应该说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这不仅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际需要，更是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一九九三年就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应达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也仅实现百分之二点七九，少投入了一点二个百分点。二OOO年，我国生产总值实现八万九千四百零四亿元，财政收入达到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亿元，如果按照《纲要》规定的教育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的目标，就应增加一千一百亿元以上的教育经费。
如果中央财政按照《纲要》的规定拿出一千一百亿元，中国的农村义务教育乃至农村税费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求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对农民“发善心”，也不是在对他们搞“施舍”。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O年，国家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就从农民那里无偿地拿走了一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粮食定购价低于市场价，从农民的手里拿走的就更多。
我们已经欠了他们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应该再这样欠下去了！
胡平平决计要写这个议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协四大班子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省里决定将它作为安徽省代表团的一件议案，提交本次大会。
一号提案一出现，不仅引起两会代表的强烈反响，还引起出席过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的二十个省区领导的格外注意。现在，他们都认真地算了一下细账，于是先后写出报告，要求中央财政帮助解决试点工作中转移支付所需要的资金。有一个省，只是要求解决义务教育和机构改革的实际困难，就申请补助一目零五亿元。各省加起来，少说也有一千多亿元！
改革，改出这么大的缺口，这是朱镕基没有料到的。中央财政也不可能一下支付出那么多的。
是呀，积羽沉舟，群轻折轴。
中国农村的问题是长年积累的结果，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显现。问题实在是太多，也太复杂了。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毫无疑问是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位的目标。但深究农民负担的成因，其复杂的程度，却足以让所有人都会感到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匮于投入，基础薄弱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流通领域梗塞的原因；有城乡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监管失控，贪污腐败的原因；有社会和经济上固有的，深层次的，许许多多的原因；当然，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志就说过：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可能就出在农业上。因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当我们感觉到需要认真解决它时，就可能已经发展成了大问题。
二OO一年四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闭幕不久，海外传媒突然热闹起来，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遭遇流产的报道连篇累牍。
当然这是毫无根据的。“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中国政府的这种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流产，也不可能流产，只是再听不到《新华网》曾经披露过的那个改革的时间表。中央重新作出决定：继续由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全国其他省区暂不扩大试点。
尽管这种调整，与合肥会议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这种变化，前后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但这确实又是极其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最冷静而又最明智的决策！
就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受挫、流产的时候，人们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看到朱镕基总理正在安徽农村视察，他勉励安徽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再接再厉，努力解决好农村税费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坚决把这项改革全面引向深入。
6 寄希望于安徽
我们在采访中获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税费改革一年后的二OO一年，朱镕基总理就先后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合肥周边的农村调研；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趁着“五一”期间的长假，合家老小外出旅游时，他却又是在安徽的农村度过的。两次来皖，朱总理恪守诺言：不照相，不题词，不让陪餐，不准迎送，一切轻车简从，甚至，不让发消息。
对于这两次总理来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没有再像以往那样刻意准备，更没挑选“亮点”甚或造假给总理看，安排考察的地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着普遍的代表性的。
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朱镕基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带领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等十多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省长许仲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发轫之地阜阳地区。这时阜阳地区，已改为阜阳市，他们来到了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阜阳市颍上县十八里铺乡宋洋小学，重点考察税费改革试点之后义务教育的目前情况。
望着教室里空落落的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朱镕基显然有些诧异，他问校长王伟：“怎么没有凳子？”王伟解释说：“为了节约经费，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现在放假了，学生就把凳子都带回家了。”
那些破旧的课桌油漆几尽脱光，而且全没抽屉，为了放书，不少笼屉竟是简简单单用线绳穿织而成的。
“这些课桌有多少年历史了？”朱镕基若有所思地问。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没有换过吗？
“没有。”
朱镕基伸出手，下意识地要去摸一摸面前的课桌，就在这一瞬间，记者按动了相机的快／刁。
从后来《安徽日报》发表的这张图片看，简陋的教室里，看不到讲台，站在单薄而破旧的课桌后面的王伟校长，在回答着总理的提问；双手轻抚桌面的王太华书记，那一刻心情的沉重突显画面；从繁华的大上海走出来的教育部长陈至立，聚精会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以支持税费改革的财政部长项怀诚，面部的表情，显然是十分复杂的。
“这个学校在县里是什么水平？”朱镕基问王伟。
王伟答：“中等。”
朱镕基沉默良久，摸着斑驳的桌面感慨道：“很艰难啊！”
那天下午，朱镕基就在这所宋洋小学里，召开了一个农村基础教育的专题座谈会。当场听取附近的乡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对义务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王太华，开门见山。他说：“总理非常关心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有没有影响。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要讲真话，不怕讲错话，但绝不能讲假话。”
王太华的开场白，使在座的干部和教师多少有点意外。因为过去每逢市领导来检查工作，县里乡里总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许说成绩，不许说问题，更不准随便说，如今来了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却要大家畅所欲言，要求讲真心话，不怕讲错话，特别强调不能讲假话，这几句话一讲，讲得不少人心头一热，有的差点掉下泪来。
颍上县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打了头炮。他说，他是打心里拥护这场税费改革的，希望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改革之后，镇村两级的正常运转却有了很大问题，正想找个机会把意见提上去，想不到总理亲自下来了，太华书记又把话说得这么恳切，他也就打消顾虑，坦率直言了。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供养人员和教师工资过去就不能按月发放，税费改革后，困难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经欠发教师津贴七十二万元。”
朱镕基认真听着，这时问身边的宋洋小学校长王伟：“你们学校教师工资欠发吗？”
王伟说：“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两个月工资，二OOO年欠了四个月工资，今年上半年的都发了。”
“过去八个月的都补发了吗？”
“没有，挂起来了。”
朱镕基望着王伟又问：“教师每月发到多少工资？”“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还有其他补助吗？”王伟实话实说：“没有。”一位乡干部接过王伟的话，忙向朱镕基解“有的教师家里有承包地，还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
朱镕基听了，语调严厉地说道：“不能因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师的工资呀！”
插嘴的乡干部感到自找没趣，显得灰头土脸。 ‘
接着，十八里铺乡党委书记罗土宣发言。他谈到目前农村中小学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一是危房改造难；二是学校布局调整资金缺口大；三是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四是“两基”（基本扫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础教育）欠账较多。
朱镕基一边听，一边思索，突然问坐在边上的夏桥镇小学校长张勇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