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有过对这个问题的一次对话——大家都觉得确实是“任重而道远”，不是一小段时间内能改变的问题。大家都是从事电影工作的，我觉得大家对电影的发展都有一种责任，文化的责任就是不仅仅要关注电影的娱乐层面、思想内容，民族产业也好，或者电影的品质也好，我觉得这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吧。
金燕：
现在的年轻导演，普遍走出小圈子电影了，要关注市场关注商业。对这个普遍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贾磊磊：
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跟卖啤酒卖饮料卖香烟不一样，香烟厂倒闭几个影响的是经济，但电影业完蛋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它还会有很多的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怎么样建立一个既能够保证本土影片的发展，又能和外国的影片相抗衡，不至于让我们本土的电影全军覆没，是个很严峻的问题，是电影从业人员都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也不超过10％，在英国在法国大概都是5％至7％这样的比例。俄罗斯的本土电影只占有全国电影发行的4％至5％。咱们去年大概是七亿多人民币的票房。其中《英雄》在本土电影的票房里，占了一半还多。《英雄》的票房是两亿六千万人民币，这只是各地报告的数字，真正有多少回到《英雄》的制片方手里，其实还是一个商业秘密，但《英雄》肯定是赚了钱的。但是当电影作为一部产业化的商品，我们连它卖多少钱都不知道，都很难把握，这里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金燕：
在中国谈电影发展好像怎么也回避不了这个体制的问题。
贾磊磊：
一个电影业的发展，有时候依赖的因素特别多，讨论了这个可能就容易忽视那个。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化构成，他的赢利模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网站，前几年比较火，但相继都不行了，纷纷倒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商业网站的赚钱模式，所以烧了很多钱，烧完了也就完了。那么中国电影的赢利模式是什么？或者中国电影的最佳赢利是什么状态？其实涉及很多的问题。
我个人不认为中国电影缺钱，中国很多的投资人都很关注电影。其实电影业在很大的意义上具有冒险性和投机性，除了高额的利润诱惑你之外，潜在的危险因素也很多。比如说，今年一个公司投资的关于“非典”题材的电影，这个题材应该说很重要，也很有商业卖点，因为大家很关心，是一个社会热点。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来讲，像这样一部片子，应该是可以赚钱的。因为它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走向——既是观众关注的话题，也是国家很注重的一个社会问题。但是电影拍得一塌糊涂，就是它的叙事的基本规则，包括导演、表演，整个的专业素质都很差，也就是说，专业的指数很低。
所以说一部电影除了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在其他领域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当我们的资金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中国电影现在仅仅在资金的走向上，或者资金的来援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比如说，现在电影业不可以向银行贷款。就是说，你只能用自己的资金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进行你的商业运作。像《英雄》这样的资金是通过海外贷款。
除了资金的来源问题以外，一部电影的商业模式的建构还有许多问题。比如美国电影实际上是一种垂直垄断，从头灌到底，就是说制作发行是一体的，一个大公司他拥有自己的院线。中国没有自己的院线。中国的所谓院线，比如说四川省发行放映可以到甘肃省，其实这只是一个发行渠道的扩展，并不是产业化的电影的院线，比如说中影公司没有自己的院线。院线制的建立是个大问题，比如说海尔的冰箱，不可能是建一个巨大的厂子而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但是电影就没有！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市场的建立确实是跟体制有很大关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有很多问题需要逐步探索。
俄罗斯的电影发展其实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俄罗斯以前一开始也是这样，解体以后美国电影长驱直入，但是美国电影不是带一大堆的片子在你那放，而是在俄罗斯先建几个电影院，就是说，无偿向俄罗斯人民提供美国电影的放映权，不收一分钱。当然，他放的是美国的早期电影，成本很便宜，放了一两年后，把俄罗斯人的欣赏趣味已经改变了过来以后，他开始收钱。而且这时好莱坞的电影院和俄罗斯的电影院同时上映一部电影——就是好莱坞新片在全球同步发行！将来在中国也会见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电影院播的电影，可能会跟美国电影院里播的是同一部电影。
杜庆舂：
现在谈中国电影，摆脱不了谈一个环境的问题。建立中图电影的工业体系，包括中国电影的主管部门也包括一些从业人员，他们认为中国电影的生存不需要工业环境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能跟好莱坞相对抗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实不是那么多。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建立自己的电影工业体系。就像刚才谈《英雄》的回款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缺乏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造成的。美国的院线制很完善，既控制自己的拍摄也控制自己的发行，这样就不存在回款不回款的问题，米高梅的电影在自己的院线发行，派拉蒙的电影在自己的院线发行，那不存在回款的问题。而在中国，因为你是用别人的场子，别人卖的票就归他，而且你根本无法监控他究竟变了多少票，票价多少。
如果你把电影看成是工业的话，它就应该和汽车制造业有同等的工业环境，但事实远非如此。首先你资本转入是受限制的，虽然现在有各种资金都可以投入电影，但实际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你投了哪一部，拥有多大的自主权来控制制作，这里没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政策体系。其实，中国有很多大企业，也有一些民营的资本，可以对电影业进行资本投入。因为一个成熟的国家，资本家都知道应该投资电影，因为，其实电影是一个很暴利的产业。韩国就是个例子，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电影工业开始起步，因为那时候他大量的投机资本投到别的地方赚不到钱哪，那就投资电影，因为电影能赚到钱。那正赶上举办汉城奥运会，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加快，电影工业也好介入。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国内一些大的企业、大的财团准备拿出一百个亿这个规模来投资中国电影，但是，首先你（财团）就要放弃垄断——因为你不能说再建一个中影集团——无论从进出口生产到发行放映到渠道各方面都完全不受我（财团）控制，还有你的审查机构……
金燕：
听起来我们的现状很悲观啊，哈哈。
杜庆春：
其实如果我们的目光更宽一点的话，不局限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还有香港、台湾甚至是东南亚，包括韩国、日本，都可能建立一个共同的电影文化市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建立一个泛东亚的电影文化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市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人长得差不多，明星可以互相通用，那我们这么大一个市场实际上是可以跟美国的国内市场相抗衡的。而且美国也看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不论是华纳在中国建电影院也好，还是用其他方法来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也好，或者说用控制中国电影年轻人才的方式，就是因为看中了这样一个市场。像哥伦比亚亚洲公司的步伐就比较大，他用他的钱用他的操作经验，但使用的是本土人才，本土的故事素材，主要销售的市场也是在本土，像《大腕》这个电影，用的是冯小刚，用你自己的故事，向你本土销售，当然也会兼顾一些国际市场。
金燕：
这是美好前景和发展方向，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导演的素质。
杜庆春：
当然这里谈到的市场是在我们的文化消费的发展比较成熟了以后，因为一个工业的发展，其实跟一个文化消费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电影只有成为一个在都市里面，大家觉得去看一场电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而不是跌分儿的事儿，说“你还去看电影啊？”——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谈电影工业都不成立。如果到影院里看电影是一个很时尚的事儿，至少是带有一定品位的事，整个电影市场才能做起来。那么中国现在其实在慢慢地往这方面走，尤其是大都市。这实际上跟都市化进程是有关系的，城市化程度越高，电影市场就越大。中国是一个不愁没人的国家，大家认为只要几个大都市发行好了，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挣得到钱，其他城市，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可以不怎么考虑，可以忽略。其实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电影文化再次兴起——我这里所说的电影文化的兴起和以前的电影文化是不一样的概念——是跟三十年代的上海相近的，而不是跟五六十年代包括八十年代初类似的繁荣概念。我觉得建国后到现在，电影发行量最高的是《喜迎门》。那种电影繁荣是一个因为受压抑而且只有一个选择造成的，现在不可能有那种市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电影文化成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都市人排在前几位要选择的娱乐形式，如果那样，整个一个电影市场才可以建立，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开始。
我们暂时可以忽略一些具体的数字，比如现在国产的票房总额多少，是不是在下降，好莱坞大片的票房也不如前几年了等等，这样看起来市场发展很悲观，我觉得这可以暂时忽略一下。如果大家觉得在一个三十英寸的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