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黑五类”分子。而在车站广场上等候遣返的“黑五类”黑压压望不到边。
受尽凌辱的“黑五类”满以为离开大城市可以少受些罪
首都的遣返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南宁、重庆、长沙……
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掀起了遣返地富反坏右的浪潮。大批解放后老老实实甚至兢兢业业、发奋向上的国民党时代
的旧知识分子、旧商人、旧工厂主、旧官吏、旧军人被革命造反派押解着赶回原籍。
可当时，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展起来了。许多社队——尤其是靠近城市的社队纷纷组建了红卫兵或其它名称
的造反组织。他们为了表示对城市遣返运动的支持，纷纷派人主动与城市红卫兵组织取得联系，要求把遣返对象交给他
们处理。
当受尽凌辱的“黑五类”满以为离开大城市可以少受些罪时，殊不知回乡后实际上一点也不亚于城市，因为“红色
恐怖”也已经在农村全面降临。
例如，在河北省京广线上的一个小站——高碑店，仅1966年9 月上旬，就有十来个从北京遣送回来的黑五类分子刚
一下火车就被当地造反派殴打。在保定和怀来车站，也发生过多起殴打北京遣返人员的事件。当地公安机关对此事采取
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因为稍微施以人道主义也是保护阶级敌人，致使这种“消灭黑五类”的行为愈演愈烈。
后来，事情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他站了出来，告诫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要“把污水泼到乡下去”，“‘黑五类’
分子应该也能够就地得到改造。”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在有关会议上向周恩来递条子，建议中央把黑五类子女全部赶出北
京，周恩来念完条子后说：“这一条我们当然不能同意。”
周恩来的话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黑五类及他们的家属，使他们免去了随时可能降临的横祸。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尽
管对周恩来有些不理解，但周恩来那崇高的威望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标记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
1966年9 月下旬，首都和其它城市的“遣返”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短短十几天时间，仅首都北京就有近9 万人被
轰回原籍，去接受农业劳动的惩罚。
红卫兵组织的殴打行为直到9 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后才有所收敛。
周恩来、陈毅等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力劝红卫兵不要打人。陈毅8 月30日曾说：“北京目前打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
“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9 月1 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告诫“你们
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
1966年11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表《重要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
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
理。”全国各地陆续转发了这一《通告》。12月16日，在北京市召开的“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正
式宣布取消红卫兵“纠察队”。
然而，在当时“天下大乱”的大环境下，根本无法制止红卫兵和其他组织的武斗行为。进入1967年以后，红卫兵在
校园内的打、杀行为反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武斗，此为后话。
第七章 乱天下 红司令一声令下
朝圣地 红卫兵午夜狂奔
20世纪人类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正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不自觉地酝酿着。这一场空前的革命，必须有摧枯拉朽的声
势，有向旧势力宣战的宏大场面，有互相学习鼓励并聚合在一起的场所，当然还要有一种朝圣的气氛——在现代迷信空
前高涨的时刻。
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必然形成20世纪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
1966年8 月4 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
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
震惊世界的大串连首先是从全国各地学生进北京开始的。
北京成了圣地麦加
对于学生进京的问题，毛泽东是赞同的。
早在1966年6 月10日杭州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
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就毛泽东的态度来说，利用学生进京串连，把“造反”的信息带回去，引发“天下大乱”，是迅速将“文化大革命”
推向高潮的捷径。显然毛泽东是支持学生“大串连”的。
从“八一八”到“八三一”，在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两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这不仅
是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而且也是在以他个人的权威和无上的号召力吸引着全国各地师生进京串连。毛泽东认为，
只要在现有权力控制下学生流动起来就可以达到“天下大乱”的目的。
于是，各种新闻媒介对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进行了大肆渲染。在个人崇拜的神圣光环里，多数人都是无法控制自己去
做到循规蹈矩和超然度外的。能去北京看一看“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能去见一见“日夜思念的毛主席”，能去学习
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强烈心愿。
9 月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说：
外地高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它不能来的以外，
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 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或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代表1 人；教职工
按每100 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 人参加。
……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连”。从9 月5 日起，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向北
京市定向流动的“大串连”就开始了。
北京立即成了圣地麦加，无数的人流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朝圣”。北京各大、中、小学校由于停课和串连而
空出的校舍，首先被开放为接待站。不久，随着人流的骤增，机关、单位和工厂纷纷腾出房屋开设接待站，各街道居委
会也把被“遣返原籍”的人家的房子腾出来作为接待站。请专人做饭，专人管理串连师生的食宿问题。
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外地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每人都有免费乘坐交通工具的乘车证，可以免
费出入娱乐场所。
在参观北京各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同时，外地红卫兵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见到“红司令”毛泽东，并视之
为“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的漩涡中，继8 月18日、8 月31日两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之后，毛泽东不辞辛苦，又于
9 月15日。10月1 日、10月18日、11月3 日、11月11日、11月25日至26日，先后共8 次接见了红卫兵。
人们在激动的呼喊和幸福的泪水中，并没有去细细思量毛泽东何以一次又一次去接见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呢？
其实原因不外有两点：
第一，通过新闻媒介对这些接见活动的大肆渲染，毛泽东再一次体味到了个人的权威和力量所在，同时也把对他的
崇拜和神化推到了顶点。
第二，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和“大串连”。只有通过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才有可能打破一些地方部门
和单位对“文化大革命”划地为牢的抵制，才能真正地达到“天下大乱”，才能把他对社会改造的理想付诸实施。
周恩来面前的一大难题
北京成为全国大串连的集散中心，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毛泽东8 次接见的红卫兵及革命师生达1300万人次，北京的
大中小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八一八”以后，学生们纷纷外出串连。
于是，学校首当其冲，辟为接待站，接待毛泽东的客人——红卫兵。教室里的桌椅堆成山，腾出房子铺上草垫，打
起通铺。供来京学生住宿。后来，机关、工厂也腾出房间开设接待站，以满足激增的人流。
京城人满为患，经常可以看见有人露宿街头。
不仅住的地方不够，吃饭、坐车也都是问题，可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该如何安置、接待，这成了摆在周恩来面
前的一大难题。
9 月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连的通知，规定在北京期间吃饭不要钱，乘车不
要钱，同时限定只来代表，每人在北京只停留4 天。但是，群众运动既已发动起来，就不听招呼了。不仅来京的人越来
越多，而且不少人一来就不走了。
9 月7 日，周恩来接见了来京串连的学生们。他说：“你们想想，如果只进不出，那就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你们在
车站、广场上住，精神很好，但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没有很好地接待你们，没有地方接待你们。我们的想法和你们的想
法彼此有矛盾。我们希望，首先，8 月31日以前来的都回去；第二，9 月7 日以前来的也陆续回去，这样才能让出地方，
迎接明天以后来的同学。”
他苦口婆心地动员学生们回去，可是学生们说只有见了毛主席才走，他又派代表与学生们反复谈话，他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