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和校办主任也是如此。各系的系主任、总支书记也有不少是他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亲缘关系令外校调进的干部和教师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令丁新仪愤怒的是，这几年调进的教师干部，大多是舍近求远，并非从名校聘请名师，而是从外地普通学校调人。这些人也大多是正中大学毕业生，他们和刘兴桐关系如何，可想而知。在丁新仪眼中，刘兴桐不单是一个学阀，而且是一个政客。但是，他在学界的权威摆在那里，这是硬通货，任是谁也无法撼动的。在中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几个人能于毕业不到5年，就奠定了学界的显赫地位，并连续破格晋升为教授且赋以重任，恐怕是凤毛麟角。别的可溜须拍马、弄虚作假得来，学问可是货真价实的苦功。想到这一点，丁新仪也就没脾气了。谁叫你没有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呢！虽然刘兴桐是靠一本书起家，可那本书是填补中国学术界空白之作，你不心服也得口服，这是上帝的安排。
尽管如此，丁新仪还是不服气，你刘兴桐即便是个圣人，圣人也有行差踏错的时候吧！他虽然不是一个侦探，但起码的判断总是有的。刘兴桐为什么要隐瞒回广州的时间？那天晚上他回家了吗？刘夫人知道不知道他提前回广州？这是问题的关键之处。丁新仪在早上碰到刘兴桐之后，在办公室里的全部思考都围绕这个问题，他一下把自己想象成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再把自己放在华生医生的位置上，反复琢磨刘兴桐的诡秘行踪意在何为。他明知暂时还扳不动这棵大树，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不说自明。
他乐于做那蚁穴中的一个兵蚁。
平心而论，刘兴桐对他是不坏的，刘兴桐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丁新仪有什么威胁。
在刘兴桐看来，像丁新仪这样的庸才，只能永远做一个部下。这点他毋须去论证也无须去提防什么。一个工科毕业的没有什么学术建树的副校长，能有这个位置就谢天谢地了，还 想企求什么？这是刘兴桐的分析。他对每个部下，甚至小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系副主任，他都逐个进行辨析，这是他的爱好之一，也是他的人事工作的题中之义。所以，他面对每一个部下乃至教师时，那种千篇一律的微笑，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含义，都表达了他对之特殊的解释。这些，是人们无法知道的。
但是杜林知道。
杜林知道自己不是神仙。自从和刘兴桐一起留校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白他的这位同窗一定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若不是有一天他自己说出，外人恐怕很难揭穿。他有这个预感。尽管这是一个怎样的秘密，他一时也无法明确说出。
在大学时代，他是《潮流》的主编。同学刘兴桐居然在《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文学遗产》，以及《中国文学》这在当时中国大陆四大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近代文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写得大气严谨、学理贯通中西，读起来回肠荡气，真正是大家之作。他惊叹佩服。在《潮流》上用了十几个页码的版面，又是介绍刘兴桐的文章观点，又是刘兴桐的专访，又是同行专家对刘兴桐的评价。这些文章大多是中文系的同学采写、由他组织策划的。他约见刘兴桐几次都未能如愿，皆因为刘兴桐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事务颇多，好几次都失之交臂。
杜林有时间坐下来细细阅读刘兴桐文章时，他实在想象不出刘兴桐的学问功底从何而来。那些有着深厚古典文学熏陶的文字，鞭辟入理的剖析、对鸦片战争之后文学的时间追寻，实在不是一个没有经过长期的书斋生活和严格的文学考验的人所能轻易达到的，但是，刘兴桐达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百废待兴的激情年代里，没有人去更多地注意这种非常内在、非常个人的学理成因，人们更注意现实效果和社会影响。那时，也不是一个质疑的年代，人们没有闲情去质疑一个事实，去质疑某篇文章的生成。
杜林曾和同学讨论过，他实在无法把眼睛底下的这些美文，和刘兴桐这个个体的人重叠在一起。比他年轻得多的同学，想也不想便怀疑他是不是妒嫉了。他们这些上过山下过乡的大龄同学，总给人一种太狡猾的印象。他很想和刘兴桐切磋切磋，但刘兴桐永远不给他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杜林不是一个追根寻底的人。如果换了别一个人，也许会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杜林自从调到写作教研室，后来又进了现当代文学室，他便彻底地与刘兴桐疏远了。尤其是刘兴桐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飞黄腾达，学术与事业日新月异，一步登天。杜林便自认平庸，躲进小楼，暂时忘却学生时代的疑问。学问是假不来的。
刘兴桐的一切是否真实，时间会做出公正的评判，恐怕自己当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杜林在强大现实之前，自认灵魂屑小。他再不与任何人谈起刘兴桐。
倒是刘兴桐常常在各种场合问起杜林。杜林的怪异和我行我素，刘兴桐自然不表示欣赏，他只是点到即止，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在不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刘兴桐是绝对避免与杜林发生冲突的，相反，他力图处处给人以他对杜林是非常敬重，而且注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印象。
在某次党委会上，最后议题是推荐学报副主编的人选，原学报副主编本月底便到退休年龄，正在等待新任主编交接班。大家谈了几个人选，刘兴桐都不表态，有好几位党委委员提议杜林先生。刘兴桐当即举双手赞成。他的积极态度令副校长丁新仪诧异，以往凡是涉及杜林的晋职或评优秀等问题，刘兴桐总是态度暧昧，把皮球踢到别人脚下，然后不了了之，即使上了终审名单，最后也无形消失。杜林从不计较这些东西，也无人追究。刘兴桐今天对杜林态度怎么如此鲜明？丁新仪觉得这里一定有阴谋，这不是刘兴桐的本意，他不会让杜林当主编，他在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刘兴桐是党委书记和校长身兼两职，他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丁新仪暂时捉摸不出刘兴桐的真意，那就将计就计吧。他顺着杆子爬，看看刘兴桐出什么招，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李可凡有好几天没来白云山了。自从那天在天河与高塬分手之后，她对白云山林中空地便有一种疑惧。她想着那里，可又不想去。她必须想清楚。没有想清楚之前，她是不敢贸然踏出下一步的，尽管她并不知道下一步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一切并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是一时冲动，逢场作戏而已。在广州城里，有个一夜情酒吧，光顾的都是些高级白领，也都是些独身主义者。为了解决生理需要和填充暂时的情感空白，男男女女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跳跳舞。不互通姓名，也不用知道对方的背景，不涉及金钱和感情，双方相悦心怡，便 找个地方，过上一夜，或者完事后马上分手。这些事，还是比李可凡小10岁的西班牙语讲师苏叶告诉她的，她去了好几回。
三十二
自己如果年轻10岁，如果没有和刘兴桐结婚，是不是也会和苏叶一样，毫无忌讳的谈性，去找一夜情呢？也许会吧！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
她能够感受到高塬的意思和心情，但她不相信这些。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就是玩玩而已，她不想把自己无端地掉进这泥垢里去，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更加乱七八糟。可是，那琴那人那山色，又似乎与心中所想的那一些，与苏叶描述的一夜情无关。那是什么呢？她否认不了已经发生的一切，她也不想去否认它，甚至觉到一点温暖，这温暖不是因为高塬太热烈，而是自己心中的寒气太重，只要有一点点的阳光，就会使心中布满暖意。
他们都忘记了互通电话号码，邂逅得有些偶然，分手也走得匆忙。高塬是来不及问，李可凡是有意不告诉他。她还不想有更多的麻烦缠身。
她心想，高塬这几天不知道还在不在那里拉琴，没有见到她，他心中不知会有什么想法？她不由自主地老是往这方面去想，老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欲望。她知道自己若被点燃，燃烧起来可能就是铺天盖地的。那种不可收拾的境况，是自己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的。自己做不成一个很闯的女人。
但她还是想去白云山，还是想去林中空地那儿享受孤独。在广州城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去处了，难怪有那么多人愿意到那儿去唱歌。
一个星期后，李可凡在外语学院听完课之后，就急急地上了白云山。如果碰到高塬，她想请他去吃饭，或到亭子里喝咖啡。半山的咖啡亭有很不错的现磨咖啡，越南咖啡有法国风味，那种名叫罗伯氏特的咖啡喝起来很温和，不是特别浓郁的那种，她不喜欢过于强烈，过于浓厚的东西。
林中空地已有很多人在唱歌。李可凡自从到白云山来，记忆中就老是雨天，很少有风和日丽或艳阳高照的时候。夏天的林中空地不知怎样，反正李可凡是饱览了秋天白云山的雨景，不过，这种天气和李可凡的心情倒是十分合适。淅淅的秋雨就好像淋在心尖上，她似乎听到雨滴滴落在心尖上的“嘀嗒”声，那样真切那样敏感，这是从未有过的。在和刘兴桐谈恋爱时，她还没有留意这一些。那时，她从与同居作家离分的痛苦中还没有缓过来，就碰到刘兴桐的狂轰滥炸，如日中天的刘兴桐几乎不容她做任何防御，就势如破竹地把她给俘虏了。待她明白过来时，她已经意识到她从一只豺那儿直接落入一只狼的怀抱，连一点过渡都没有。她甚至连刘兴桐究竟有没有对她说：“我爱你！”或“愿意嫁给我吗？”都毫无记忆。听凭情感的结果，就是她从此失去了自我。当她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叫刘兴桐的人的妻子时，她同时就意识到自己并不爱这个男人，糟糕的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女儿已经在肚子里蠕动了，而且处于堕胎将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