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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光常常说：“艺术需要天分，而科学需要热爱。”
他在知青年月，交往过许多有天分的朋友，他们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可惜他们都过早地陨落了。当谭晓光自己的儿子在很多年后，面临文理选择的时候，谭晓光主张儿子学理工科，因为他认为文科太需要灵感，一旦灵感丧失，则不可避免地遭遇“江郎才尽”的难堪。而理科似乎只要爱好、喜欢，就一定能学好，只要勤奋、肯钻研，就一定能出成绩。实际上，这往往是在理科方面有天分的人的偏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天分，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人不会无缘无故喜欢一样东西，谭晓光总是说自己“因为爱所以爱”，他从来不觉得气象工作枯燥，从来不认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观测同一个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乏味，这不仅是因为他深深地热爱气象工作，而且还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分。
一位气象界的后辈曾经感慨——我多么希望我能有谭老师那样的天分，爱一项事业，并且还能有能力为它做贡献，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说起知青岁月，谭晓光和所有的知青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不再是气质沉静的沉默少年，他抽烟喝酒睡大通铺扛着锄头下庄稼地。别的知青干“坏事”，他也不甘落后。比如一帮子原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居然成为“偷菜游击队”，趁老乡不注意，一个闪电战，就把人家的菜偷到知青点。不过，东北老乡憨厚，大大咧咧，人家才不在乎知青的那点小偷小摸。
再比如夏天锄草，一道垄往往长达三里多地，在地头上，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还一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样子，一锄到玉米地的深处，扛起锄头就跑，“那时候是大锅饭，千活尽瞎糊弄。”许多在东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类似的回忆——田野就是青纱帐，高高的玉米秆是最好的掩护，干活儿的人就这么一路狂奔，你追我赶一直到地的另一端。那一端接壤的是邻村的西瓜地，抱过瓜就吃——好爽啊！甜到心坎里，那是火热的青春中最冰爽的一个章节——仿佛锄草就是为了奔跑到另一片地里偷西瓜。这样的回忆，谭晓光也有，但是他更记得刚到“广阔天地”时的那种热情——他们曾经自己出钱，搞过小化肥的试验。
那个时候，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劲头，农村闹鸡瘟，比现在的禽流感还让人恐怖，鸡一只一只的死去，老乡不敢吃，全让谭晓光他们这批“革命小将”给吃了，大饱口福，而且居然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难解之谜。在谭晓光做知青的村子里，有一件怪事：每天晚上都能在村外草原上看到一堆火，距离有时远，有时近，颜色是黄的，也不像是磷火。村里胆大的青年曾经在晚上到大草原上找过，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到跟前，最后害怕，也不敢再往草原深处走了。
“不知道现在是否解开这个谜了。”只要回忆知青生活，谭晓光就会想起草原上那团莫名的火。那就像逝去的青春，忽远忽近，但永远走不到跟前。那是一团怎样的火啊？谁又能说得清楚？
岁月如歌，往事消散如云烟。但对于气象专家来说，没有一片云烟是没有来由的。
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天才而言，苦难是一笔财富，是他人生的垫脚石；而对于平庸的人来说，苦难则是灭顶之灾。
曾经听过一个演讲，一个知青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的插队生活，一些人无论白天干活多么辛苦，但晚上总是挤出时间来看书，这些人最后改变了自已的命运，属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还有一些人就那么混着，后来虽然也回了城，做了工，但很快就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下来，他们几乎是最早下岗的那批工人；另外一些人则更不幸，他们在广阔天地摔打得伤痕累累，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孽缘，有的甚至使自己的一生都在为之痛悔不已。为什么同是知青，个人的命运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如果这个问题要问谭晓光，他会怎么回答？
他的理解是，生活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哪种好哪种不好的区别，关键看自己怎么走。
“对我来说，感觉在农村插队那几年对个人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坏处。至于好在哪儿，一时也说不清楚。”
谭晓光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懵懂少年，对科学无比热爱——这种热爱使他无暇关注周围的人。他还是喜欢看天，喜欢琢磨天上的事。在看场院的那些夜晚，月亮在白莲花
般的云朵中穿行，他的注意力却全部投入到他所掌握的气象学之中。如果还有闲暇，他就以播音员的语气、语速，诵读马列著作，无论懂还是不懂，他就那么读，一篇接一篇。“学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实在没事干，这算是一项娱乐活动，其娱乐指数估计类似今天电视台的各类“模仿秀”。
说起那段日子，有一件事情，谭晓光不应该忘记——他们知青点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和别的集体户的一个男生之间，发生了被知青文学中称之为“孽缘”的事情，那个女知青怀了孩子不幸流产出了意外，几个大龄知青抬着担架，风风火火地把那个女知青往县医院送。一路上，鲜血滴答滴答地流出来，谭晓光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他那个年龄什么都不懂，只觉得是自己知青点的战友，他也得出点儿力，就跟着跑……
那个奔跑在担架边的知青兄弟，岁月匆匆，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气象专家。这一切，当初有谁会知道？那个17岁的青年，那个爱看天爱看云的少年，那个在田埂上奔跑的气喘吁吁的身影，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吗？
预测人的命运，和预测哪朵云彩会下雨，到底哪一个更难呢？
那些站在房顶上记录电闪雷鸣的日子
“文革”后，谭震林恢复工作，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数年后，退居二线任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去世。父亲正直的一生，给谭晓光留下的最宅贵财富就是——第一，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高干子弟，搞任何特殊化；第二，如果说要比普通人特殊，那就是在学习和工作方面，要比别人更努力，做得更好更认真。
插队三年以后，谭晓光回到久别的家——北京。他选择到北京气象台担任“观测员”，这一做就做了五年，每天和百叶箱、风向标、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打交道。一般人都忍受不了做“观测员”的辛苦，但谭晓光不觉得，他觉得有意思，好玩。
一遇到大暴雨，观测员拔脚就得往外跑，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动雨量计比较脆弱，容易出故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没有记录下来可就损失大了。
“所有的气象记录都很宝贵，因为这个记录不会重复，万一没有记下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谭晓光做观测员的那五年，没有一次下大暴雨不是往外冲的。如果是雷雨，他还得记下是几点几分开始打的雷，几点几分开始掉的点儿。如果是夏天，有的时候，天气发闷，要下雨不下雨的那种天，最考验观测员了，谭晓光往往提前就要站到屋外，随时伸出手去接接，看看有没有小雨滴下来。哪怕掉一个点下来也要马上记录在册。赶上下冰雹，不仅要记录，还得拿尺子去量冰雹的尺寸，直径有多大都要做记录。遇上刮风，虽然不用出屋，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谭晓光做观测员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国家的观测设备比较落后，是用一根电线把测速仪联到房间里，所以观测员得盯着看，只要瞬时风速超过17米，就得立刻记下来几点到几点，超过17米，就是8级。瞬时风速达到8级或两分钟平均风速达到6级，气象台就要报大风。下雪也是一样，只要有积雪，别管多深多浅，赶紧拿尺子量去，不能耽搁，万一雪化了怎么办？
谭晓光所工作的观测台地址在北京郊区，具体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南五环。不过那个时候，可没有如今这么便利的交通，在那种地方工作，就意味着孤独和寂寞。再加上观测员的工作本身需要室外作业，所以不是真正热爱这一行的还真没几个可以坚持下来的。
谭晓光记得他们的观测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平房”，就是那种屋顶是平的，可以顺着楼梯攀上去的平房。一到雷电交加的时刻，谭晓光就得火速冲到房顶上去——这是他的职业要求。在观测员的术语上，那种“光打雷不下雨”的现象叫“雷暴”而远处有闪电但近处没有雨的现象叫“远电”，这些全都是要做记录的。谭晓光回忆站在房顶记录那些电闪雷鸣的青春日子，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特别真诚地说：“真的不觉得辛苦，那会儿年轻，觉得好玩，尤其是站在屋顶看远处的‘雷暴’和‘远电’，有一种特别说不上来的享受，很难形容。”
如果说做一个气象观测员的生活，你还不觉得单调乏味，那你这个人一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每天都要记录，每个月都要汇总成表，交到上级单位。如果胡乱填写，那么专业的气象人员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物理上会有矛盾。这样的生活，一个普通的人，能做多久？谭晓光做了五年。
整整五年，北京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每一滴雨落，每一阵风过，每一片雪花，甚至每一道闪电。如果要他说，他甚至能很详尽地告诉你每一粒冰雹的大小，每一阵风过的速度以及每一次雷声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