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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面还簇拥着一大群人，其中自然还有那两个警察，看见我走过来，他们赶紧叫医生把门锁好，又对着屋子里的电话指指点点，自然是要我别出去，就在屋子里和他们讲电话，我像中风初愈的病人般缓慢地转过身体，早已经有护士捧着个电话走过来了，我的手臂像灌了铅，拿起电话都困难，终于还是拿起来了，第三次问那年轻的警察：“囡囡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站着，那护士也站着，手里捧着电话。
“谁都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沈囡囡自己也绝对不会想到，”那年轻警察说，“事情出在汉口那边的一幢还没开始营业的商场里，他们去那边进货，进的是假货，卖假货的人在十九楼租了两间房子当仓库，还有间房子做办公室。货进完之后，沈囡囡他们本来都已经要走了，结果，她看到隔壁办公室里没有人，桌子上放着一叠钱，就——嗯——就拿到手里了，结果那房子里是有人的，正好蹲在墙角里锁保险柜，看到沈囡囡拿钱，马上就追出来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我便等着他接电话，看着他在窗户外边对着手机说话边点着头，讲完后重新拿起话筒，问我：“咱们接着说？”
“……”我没有回答他，嘴唇好像是动了一下的，终了还是没发出半点声音，全身除了眼睛还在眨着，再无一处是活动的了。
眼泪也已经把话筒都打湿了。
“那个人追着沈囡囡从消防通道跑到了楼下，就是十八楼，往下去的电梯正好到了，电梯里站着好多人，她就跑过去了，正要进电梯的时候，追她的人在后面抓住了她，她可能是急了，一把就把追她的人推倒在另外的一个电梯口上——她应该是知道那个电梯口里其实是没有电梯的，就只用拆开了的包装盒挡着，里面完完全全就是个黑洞，但是那时候她肯定是忘了，那个人一下子从十八楼跌下去，就死了。
“我们赶到的时候，沈囡囡已经不见了，调查了当时和她一起坐电梯下来的人，她没跟着他们一起下来，而是在四楼就出了电梯，我们把整整一幢楼都找了个遍，没找到她，据同电梯的人说她进电梯之后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所以你放心，我们不可能冤枉她，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和她一起进货的人也看见了，根本就不可能冤枉她。
“我们想找到她是非常容易的，包括要找到你的房子都很容易，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早点找到她，或者她自己主动来找我们，对她都是好事情，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情商场也有责任——情况就是这样。”
对方说完了，我也听完了，听完之后我也不说话，那年纪大点的警察又接过话筒对我说着什么，我一概不想听，他还在话筒里吼着的时候，我径自挂上了电话，脑子里只在想着一件事情：我要找到囡囡，我要到她的身边去，哪怕死也要死在一起。
死也要死在一起！
可是，囡囡，你到底在哪里啊？
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去他的隔离病房，去他的生死吧！
一丝残存的理智告诉我，现在还不能出去，即使出门就能找到囡囡，我身后也一定是跟着警察的，果真如此，我找到她之时，就是她被警察带走之日——囡囡，我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囡囡，帮帮我，告诉我该怎么办吧。
身边的护士捧着电话放到了床头的柜子上，窗户外面的警察和更多的看客还没有散去，我站在原地，盯着他们看了又看，其实只能看清个影影绰绰的轮廓，每当我的心跳加快，眼睛便几乎成了无用之物。最后，我走回去倒在床上，拿起枕头盖住自己的脸，把全世界都抛在身体之外，只去想囡囡，只去想找到囡囡的办法。
我知道，此刻，不管囡囡躲在哪里，她也一定是在想着我。
在被枕头造就的黑暗包裹住之后，我恨不得眼前的黑暗深得有三层楼那么高，我的脑袋一点点往里面扎进去，其实就是蹭在床单上，脸都蹭得生疼生疼的了，我根本就不管，狠命地蹭，狠命地扎进铺天盖地的黑暗里去，直到眼前出现四溅的火花为止。我在疼痛里向天上的神灵哀告：把囡囡从黑暗里放出来和我见面吧；要么，平地卷起一股狂风，将我也席卷进去，卷到囡囡的身边，一笔将我们的肉身勾销了吧。
奇迹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天上的神灵眷顾了我，让我看见了囡囡：她好像是躲在长江大桥的桥洞里，冻得瑟瑟发抖，手套也掉了一只，恰好是生了冻疮的手上那一只，但是好在不会有人发现她了，她可以好好歇口气了，她将手套换到生了冻疮的手上，再对那只光着的手吹热气，一条驳船呼啸着缓缓穿过桥洞，船上冒起的黑烟将她的脸都熏黑了，她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将双腿曲起来，把脸贴在腿上，贴在从冰冷的牛仔裤里透露出来的微弱热气上，可是囡囡，除了嘴巴里嚼着的口香糖，你还能吃点什么呢？
奇迹再出现第二次：囡囡躲在东湖里的一只垃圾船上，湖面上空无人迹，所有的船都藏在赤裸的、枝叶落尽了的灌木丛与灌木丛之间，她拿起船桨把船划出去，一边划，一边还要不时用船桨敲碎湖面上的冰块，一只喝水的草鹭飞落在冰块上，冰块突然迸裂，眼看就要陷入水中的时候，草鹭轻轻扇动翅膀，飞向了远处一座荒草丛生的小岛；囡囡的目的地也是那荒岛，在那里，即使藏着一头大象，也不会轻易被人发现，要是觉得冷了的话，还可以点燃荒草来烤火，可是囡囡，你带打火机了吗，还有，你吃什么呢？
囡囡，不要怕，天一黑我就要来找你了。
死也要死在一起。
后来，外边的警察似乎还想和我说几句话，敲了玻璃窗，我没有应，随后又让主治医生进来叫我，我还是没有应，大概他们也觉得从我嘴巴里再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天快黑的时候，就走了。
警察走了之后，我在床上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费尽心机去想囡囡可能在什么地方，我能到哪里去找她；她的手机自然是没有开的，要不然警察也用不着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再者，我总疑心警察并没有走，说不定就藏在哪个角落里，只要我一出去，他就会跟上我。
一个小时之后，我从床上下来，开始穿衣服，穿好之后，突然想起“结婚”的那天晚上，就寻了件衬衣出来当围巾，像囡囡为我做的那样把脑袋围了个密不透风，穿鞋的时候，发现鞋子里有一块玻璃碴，上面还沾着血迹，似乎就是我割了脖子的那一块，想了想，我把它捡起来装在口袋里了。
果然，警察根本就没有走，此前那两个虽然走了，却又换了别的警察来了，就站在楼梯口，只有一个，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两个护士，我一推门就看见了他们。他们似乎早就料想过我会出来，一齐朝我奔过来，警察倒是没说什么，两个护士拦住我，不让我下楼，说是太危险了。“呵呵，危险，”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次，接着再说一次，“危险——去他妈的危险吧！”根本就不予理睬，好歹就要下楼，这时候，那警察也上来帮她们劝阻我，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一把打掉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沾着血迹的玻璃碴，既不说要扎他，也不说要扎自己，就看着他们，沉默了两秒钟，警察和护士都不再挡我的路了。
但是，那警察跟在我后面下来了。
推开一楼大厅的玻璃门，鹅毛般的雪片顿时像嗡嗡作响的杀人蜂般扑上了我的身体，雪堆在地上、屋顶上和梧桐树的枝桠上，铺天盖地的一层白色，即使是在晚上，也仿佛要将我的眼睛刺瞎了一般；医院门口好像有人爬在电线杆上修电线，他们头盔上的灯直射在雪地上，竟让我觉得置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努力适应着铺天盖地的黑暗、黑暗里的惨白和集中营般的灯光，一股眩晕伴着强烈的恶心之感出现了，我几欲呕吐，终于，我忍住了，深吸了一口气，下了台阶，趔趄着往前走。那警察还是继续在跟着我。
我身无分文，不可能有钱坐出租车，但是我不在乎，就算把双脚磨破，直至折断，我也要找到囡囡。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上我的脸，气温像电梯一样下降，我甚至都能感觉出来气温在每一秒钟里到底下降了多少。地上结了冰，坚硬的冰碴简直叫我举步难行，但是武汉公共汽车司机的粗野一点也没有收敛，我刚刚走到医院对面水果湖的岸边上，一辆比集中营的探照灯都更亮的公共汽车疾驶过来，我知道有危险，但是就是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呆呆地迎着光站着，公共汽车戛然而止，司机伸出头来骂了我一句，至于到底骂的是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那个司机肯定不知道，他破口大骂的其实就是一个废人。
一个废人。
一个想念着人的废人。
雪蒙上了废人的脸，尽管不会比一个智障患者的头脑更清晰，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是白茫茫一片了。走到博物馆附近，他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眼前出现了幻觉：以为前面有棵树，他想抱住那棵树，靠上去歇口气，可是眼前根本就没有树，他抱了个空，扑倒在了满地坚硬的冰碴上，身后的警察慌忙跑上前要扶他起来，跑到近前的时候又停下了，大概那警察也知道他根本就不会愿意被他扶起来，因为就在此时，他眼前的幻觉将他带去了一个极乐世界：他看见了他的上帝正在从旁边翠柳宾馆的院子里走出来，明明是个大雪天，他的上帝却像夏天一样咂着雪糕——穿着白色的吊带背心和靛蓝的牛仔裤，拖着双脚尖处各扣着一只蝴蝶结的拖鞋，腕子上还套着一对仿制的绿松石手链。
终不过是幻觉。他还得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至少十一点过了，我才走到小院子外面的巷子口上。当我走到那棵吊死过人的鬼柳底下，恍如隔世般站着，脑子里又想起了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