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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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2期- 第2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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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博斯说:“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佳丽说:“可能一两个月,可能一两年,也可能一辈子。”然后就哭了。这个问题康博斯已经问了很多次了,她也回答了很多次。
  快上车的时候,康博斯发现前头跑过来一个人,是小号。小号气喘吁吁地跑到站台下,满头都是汗,嘴里说:“赶上了。赶上了。”手里拎着一个大塑料袋,满满的一袋五香鸡胗,康博斯接过时还滚热的烫手。“我自己做的,刚弄好。真的走?”小号涨红了脸。
  佳丽说:“谢谢你小号。我和小康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小号笑笑说:“有什么对不住的?在北京,你们对我是最好的。”
  佳丽说:“工作有眉目了没有?”
  “没有,我觉得像个孤魂野鬼。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康博斯想到了沈从文先生《边城》里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号也黯然。广播说,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小号终于又开了口:“佳丽,小康也在,我想说句话。在北京我并没有什么机会可言,现在不说,连这个机会也没了。小康你别生气,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喜欢佳丽,这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可能有点天真,也可能是非分之想,佳丽,如果你愿意,我和你一起回老家。”
  这句话完全出乎佳丽和康博斯的意料。“什么?你说,”佳丽看看康博斯,把手从康博斯的胳膊上放下来。“小号,谢谢你。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觉得你还是留在北京比较好。”佳丽说,“你们俩都是我朋友。”
  小号搓着手,窘迫地低下头。佳丽拍拍他的肩膀,“好了,我该走了,帮我拎一下箱子。”
  他们把行李箱拎上去又下来。火车开动了。佳丽的脸贴在玻璃上,康博斯看到她在哭,然后渐行渐远。只有火车的声音。他和小号对着火车挥手,胳膊越伸越长。
  2004-7-25,北大万柳-江苏盱眙
 


车倌儿
 

 
□ 刘庆邦  


  


  早上六点来钟,太阳还没出来,窑嫂宋春英就去窑口下面接她家的骡儿。这里不把骡子叫骡子,这家那家,都在骡后面加了儿音,叫成骡儿。这种叫法儿好像是对骡子的一种昵称,叫起来亲切些。煤窑既然是一座开采规模不大的小煤窑,窑下运煤就没有使用电机车,而是使用了运输成本相对低廉的骡子拉车。一天三班倒,一班大约下窑六十来头骡子。拉车时间加上交接班和上窑下窑在斜井里走道儿的时间,一头骡子一个班要在窑下待十来个钟头。比如上夜班的骡子头天晚上九点下窑,要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至七点之间才能陆续上窑。到了这个时间,宋春英就提前到窑口下面去等。不管好天好地,还是刮风下雨,她一天都不落下。其实宋春英家的骡儿认路记家,宋春英不必到窑口接它,它出了窑,自己就会回家。可宋春英每天接骡儿已经成了习惯,不及时把骡儿迎接一下,好像对不起劳苦功高的骡儿似的。以前她每天接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自从丈夫不在了,她接回来的只有她家的骡儿。
  有接骡儿习惯的不止宋春英一个,不少窑嫂都在窑口下面等着接骡儿。窑口建在一个山坡的平台上,平台高出地面两丈多。平台下面是窑上的风机房,那些窑嫂就站在风机房后面或房山东头,仰着脸,眼巴巴地朝高处的窑口望着。她们沿着阶梯攀上平台,直接到窑口接骡儿不行吗?不行,绝对不行!不知是哪个说的,煤窑是窑儿,女人也是窑儿;煤窑属阴性,女人也是阴性,窑儿碰窑儿,阴性碰阴性,是不吉利的,女人一到窑口,窑下就可能出事儿。女人们别说到窑口去了,哪怕走得离窑口稍近一点,就会遭到窑口信号工和检身工的大声呵斥,让她们离远点儿。别的大一些的煤窑,开绞车的,发灯的,做饭的,要用一些女工。女工工资低,用起来便宜些,还可以给窑上调节一下空气。这座窑为防止女人因工作关系接近窑口,连一个女工都不用。窑主因此很骄傲,说在我窑上做工的是清一色的男人。那些等着接骡儿的窑嫂对该窑的性别歧视都很有意见,她们说,都到啥社会了,还这样看不起女人,真不像话!有意见归有意见,窑上窑下的规矩她们还得遵守。
  一个窑嫂说,出来了!好几个窑嫂马上附和,出来了出来了!她们的声调和表情都很欢喜。
  此时太阳刚露出一点红边,从那点红边看,将出升的太阳不知有多么巨大呢,也许会把半边天都占满吧。太阳红得很厚实,恐怕挑一块最大的煤烧红,都赶不上太阳红得厚实。太阳红得也很艳丽,很有传染性,它不仅染红了天际,连那些窑嫂们脸上都有些红红的。别误会,她们说的出来了不是指太阳,而是指从窑口出来的第一头骡儿。不错,窑口朝西,骡儿是从地底冒出来,是从东边出来。太阳出来的地点、方向、时间和骡儿几乎一致。可窑嫂们用近乎欢呼的声调所说的出来了的确指的是骡儿,不是太阳。也就是说,在她们心目中,骡儿比太阳更重要,更值得她们关心。
  骡儿从窑下出来,都要在窑口处稍稍站一下,往下面的窑场看一看,并不急着马上离开。它们都不会说话,从没接受过记者采访,谁都弄不清它们为何站下?看到了什么?有何感想?它们目光平静,像是有所沉思。沉思过后,它们顺着绞车道往上走几步,往里一拐,从平台一侧的斜坡上走下来。不管是黑骡儿、白骡儿,还是灰骡儿、红骡儿,它们身上的毛都湿漉漉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淋水。它们一定是累坏了,也饿坏了,一走下斜坡,就低下头,嘴唇贴向地面,开始找吃的。地上都是脏污的煤尘,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有的骡儿嘴唇触到一根劈开的葵花秆儿,衔住吃起来。还有的骡儿衔起一只废弃的纸烟盒,竟像吃树叶儿一样吃到嘴里去了。每一头骡儿后面都没有跟着赶骡儿人。赶骡儿人也叫车倌儿。车倌儿下班后,都坐着笼形的载人车,提前出来了。骡儿的体积太大,进不了笼车。再说骡儿天生是拉车的,好像也没资格坐车。
  宋春英的骡儿是一头青骡儿,青骡儿刚拱出窑口半个身位,宋春英一眼就认了出来。她的嘴张了张,想对着青骡儿喊一声,告诉青骡儿她在这儿呢!因青骡儿没有姓氏,她也没给青骡儿起名字,不知喊青骡儿喊什么。她快步走到斜坡下面,一手抚着青骡儿的脖子,一手把绾在青骡儿辔头上的拴青骡儿的皮绳解开,把皮绳牵在手里。她看看青骡儿的眼睛,还没等青骡儿看她,就把目光躲开了。她听人说过,骡儿的眼睛看人时,人形是放大的,能比人的原形放大好几倍,简直就是庞然大物。不然的话,骡儿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出许多,不可能受制于人类,在人类面前不会这样驯服。因骡儿的眼看人高大,才对人有些害怕,不得不受人使唤。宋春英之所以不愿让青骡儿看见她,是不想在青骡儿眼里变形放大,免得青骡儿害怕她。她想跟青骡儿保持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不看青骡儿的眼睛了,她就看青骡儿的四条腿和四只蹄子。蹄子踏在地上哒哒的,四条腿迈动得很均匀,没有什么问题。青骡儿的背部和臀部两侧呢,也没有磨破和受伤的地方。看到青骡儿一切正常,她就放心了,牵领青骡儿到一个固定的、细土多的地方去打滚儿。从窑下出来,骡儿们都要在地上打一个滚儿,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作和程序。骡儿们为什么非要打滚儿呢?是为了去痒?解乏?还是为了干净呢?也许这几项作用都有吧。好比窑哥们儿从窑下出来都要洗一个热水澡,热水澡一洗,就舒服了,来精神了。青骡儿腿一屈卧下了,先把肚子右侧在土里滚了两下。滚过右侧,它四蹄一弹,弹得仰面朝天,又迅速滚向左侧。左侧也滚了两下,青骡儿的滚儿就算打圆满了。它站起来那么一抖擞,仿佛身上又来了使不完的劲。下一步,宋春英就该伺候青骡儿吃饭了。门口有一根木桩子,旁边支一个由大铁桶锯成两半做成的铁槽,铁槽就是青骡儿的饭碗。宋春英把青骡儿拴在木桩子上,青骡儿就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谷草筛过了,上好的黑豆泡好了,也煮熟了,青骡儿一回家就可以开饭。可惜青骡儿不会喝酒,要是青骡儿会喝酒的话,她会把白酒备上一点,举起杯对青骡儿说,来,干!宋春英早上给自己熬的是小米稀饭,盖在锅里还没吃。等青骡儿开始吃了,她才陪着青骡儿一块吃早饭。她听见青骡儿吃得很香,好像自己的稀饭也香了许多。
  晚上八点半,车倌儿赵焕民准时到宋春英家牵青骡儿,准备下窑。这时宋春英已把青骡儿牵到屋里去了。她家用泥巴糊顶的小屋是两间,一间住人,一间住骡儿。两间屋有门相通,门口只挂一块旧布帘子。这里的贼人偷骡子偷得很猖獗,只要天一落黑,她就得把青骡儿牵到屋里去。之所以把两间屋打通,也是为了保护青骡儿,只要青骡儿那边稍有一点动静,她都听得见。赵焕民站在门口说,嫂子,牵骡儿。
  宋春英开了门,让赵焕民进来。
  赵焕民说,身上脏,不进去了。他头戴胶壳矿帽,脚穿深筒胶靴,已换上了下窑的衣服。窑上不发给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就是自己平常穿的衣服。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红秋衣,下身穿的是蓝裤子。不过煤粉子把红和蓝都遮盖住了,上下的衣服几乎都变成了黑色。
  宋春英说,脏怕什么,进来嘛!
  赵焕民只好弯一下腰进屋去了。屋里的地比较低,他脚下一闪,像下进坑里一样。屋顶也很低,只要一伸手,就会摸到屋顶。
  宋春英指着一个小凳子说,坐一会儿嘛!
  赵焕民没有坐,坐下说什么呢!他说还要去领灯,没时间了,牵骡儿吧。
  宋春英打开那屋的门,把青骡儿牵了出来,交到赵焕民手里。她想跟赵焕民交代几句,青骡儿在窑下要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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