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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就充当了西太后的这种角色。他像避雷针那样，把因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擞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还能倒下吗？
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闽，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作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议和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嘛，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旧日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四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喀儿，叫作：巴结主子；搞小圈子；耍手腕子；吓破胆子；死要面子。说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以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却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概括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广大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群体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都曾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而他的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弊；而晚清的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行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于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合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譞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诺诺，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磁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铯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样被列强诸国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伺五雷轰顶一般。而牵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他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这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孱头、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恰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抖足了威风。轮船上高悬着大清国的龙旗和特命头等钦差大臣的旗帜，呼呼啦啦几十人，招摇过市。至于李鸿章本人，别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却生就一副举止端庄，威仪堂堂的做派。在外国人的笔下，他“长身玉立，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种超越感”。
他不仅倨傲、矜持，有时还意气用事，甚至打痞子腔。出访俄国期间，土耳其斯坦布加拉王公乘车前来拜见。李鸿章坐在皮椅上不动身，直到王公进了客厅，他才慢慢起身，显得十分傲慢。布加拉王公看在眼里，落座后向李郑重声明，他以一国之君专程前来拜望，这跟你李鸿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尊重中国大皇帝之故。说完，抬身就走了。李听了很不自在，只好把客人送到车上。可是，当王公的车子刚刚起动，他却在后面高喊：“且慢！”王公的翻译从车窗探出头来，忙问“有何见教。”李却不紧不慢地说：“请你转告王公，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他的开宗祖师穆军默德，从前也曾在中国，后来到了那边，这才给他们创造了宗教。”说完，他洋洋得意，在场的人相顾愕然。而车里的王公，早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戈一击弄得晕头转向，更不知如何答对才好。
相传，晚清时节，好事者把讽刺明代的伪清高者陈眉公的诗：“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中雁，飞去飞来宰相衙”，加以改篡，转赠给了中堂大人李鸿章：“装点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一生百事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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