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五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工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重，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旦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棺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常态，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已是否有利为转移。
其实，这种实用主义在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中，人们是并不生疏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与功利主义相通。孔夫子一向被认为是重仁义而轻功利的，可是，正是这位“圣之时者”，把“敏而有功”作为区别是否仁人的一条标准。他也特别讲究灵活变通，一次，他的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的生命，那人感激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牛，就给大家宰吃了。孔子表彰他，说这事做得对，救了人有肉吃，有好处，将来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了。依照鲁国的法令，主家的奴隶被人赎回，要交赎金，可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出于廉洁，却不收赎金。孔子责备他，认为这样过分清廉效果并不好。可见，孔老夫子是非常灵活的。他公然声称，自己是“无可无不可”的，以致被墨家目为“污邪诈伪”。
在民间，典型的实用主义表现在对待神佛的态度上：你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信；否则我就不信。旧戏里有一出《打城隍》，就是因为得不到实惠而打将起来。这是从实用出发，而并非建立在信仰的层次上——宗教信仰是不讲条件的，我得到好处了，感谢上帝的赐予；我现在境遇不好，没有获得幸福，那也是上帝在考验我。总之，享福受罪，心甘情愿。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其深刻的根源。其一，他是儒学中“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来说，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从人生体验中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上。其二，他的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触媒作用。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还有晚清。它们分别都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他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
末世歌者
■ 蒋乐仪
一
秋天总是容易使人怀想。在浩荡清爽的秋风里，我来到了旧时称作嘉应州的梅州，来到了黄遵宪的故居“入境庐”。
时光是一条急遽的河流，只要一涉足它的波涛，就会被它紧紧挟裹住，被它那无声而巨大的力量席卷而去。在它奔腾了一百多年之后，当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之时，还有多少人记得起黄遵宪，记得那个瘦弱多病、佝偻腰身的老头儿，记得起那个末世的清醒而悲愤的歌者？
有一个人记住了他。
公元2003年6月底，离黄遵宪病故整整98年后，共和国第6任总理温家宝来到香港。在港期间，面对众多热情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温总理两次一宇一句、动情地背诵起黄遵宪写给好友梁启超的那首诗——《赠梁任父同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
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这字字血泪、声声呜咽、激愤悲凉、荡气回肠的诗，使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温总理充满深情地说：“我不多加解释，只把最后两句说一下，就作为我的祝愿，让我们同胞们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我们香港，热爱祖国吧！以精卫填海之心去建设香港，去建设祖国吧！”
黄遵宪当年途经香港时，香港是英国侵略者的殖民地。他在另一首《到香港诗》中沉痛地说：“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宫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那时的他，只能在他人的屋檐下，破帽遮颜，满腔屈辱地呐喊出悲愤的心声。而此刻，当温总理在灿烂的阳光下吟诵起他的诗时，香港已回归祖国6周年。九泉之下若有知，黄遵宪当感慨泣下，倍觉欣慰。
经过了百余年的风霜，隔着百余年的时空，黄遵宪唱出的沉郁悲痛的歌，终于得到了回应，尽管这暴风雨般的掌声，迟来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二
在时光的急流中，“人境庐”像一座岛屿，尽管它的植被和泥土被冲刷得面目全非，但是，岩层仍在，基石仍在，那错落有致的屋宇，就像巨大岩石的骨骼，顽强地挺立在时光的激流之中。
在这里，黄遵宪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7年，留下了11卷厚厚的《入境庐诗草》。
明亮辽阔的秋阳，涂抹着白墙黑瓦的“人境庐”，给人一种世外桃源、恍如隔世之感。取自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的“人境庐”，是黄遵宪于1884年自己设计建造起来的。缓步登上阁顶天台，手搭凉棚凭栏远眺，只见小溪流与梅江河交汇处，浅浅的河水在阳光下变得白晃晃一片，如一张飘舞的绸缎。庭院不大，但布局精巧，设计别致，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和日本东洋建筑风格。整个建筑由厅堂、七字廊、五步楼、无壁楼、十步阁、卧虹榭、息亭、鱼池、假山、花圃等组成。曲径回栏，花木掩映，景致清雅宜人。
尽管时节已是秋季；但庭内园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