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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工有五六千人。排华期间，当地官员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以免授柄于他人。又如，当地官员以华侨住房拥挤、卫生条件不良等为借口，将不少华侨逮捕入狱，趁机勒索钱财。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囚室面积，当众责问美国官员：“这里人多地窄，空气污浊，难道监狱里的卫生条件要比华侨的住处好吗？”他义正词严的责问使对方无言以对，不得不把被关押的华侨放出。
尽管黄遵宪的仗义执言受到美国当局的指责，甚至向他发出“绝不容中国总领事从中干涉”的叫嚣，但他始终义无反顾、正气凛然地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总领事给华工签发执照的权利。华工持此执照便可回国探亲，然后再返美国做工，美国海关再也不能阻挠华工抵美登岸。为了检查落实，黄遵宪还不时到港口亲自查巡，让返美的华工能顺利登岸入境。有一次，当黄遵宪到港口去视察抵美华工船只时，曾遭到暴徒的持枪恐吓，但他大义凛然，毫不畏惧。
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黄遵宪主张华侨建立自己的组织，便于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和团结对外，并率先发动侨居美国三藩市的嘉应籍客家人组成了以“团结互助，抵抗暴行”为宗旨的三藩市嘉应同乡会，后发展扩大成为中华总会馆。据史籍记载，黄遵宪在任期间，还曾为加拿大侨胞向当地政府申请豁免或减轻“人头税”，颁发护照。在他的带动和努力下，旅美、旅加华工和侨胞加强了大联合、大团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黄遵宪不遗余力地维护侨胞正当权益，极得华工和侨胞的敬仰和爱戴，他离职返国时，加拿大侨胞感念其恩德，特送“万人伞”及“德政匾”以作纪念。黄遵宪也成为一百多年来在海外侨胞中深孚众望的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六
黄昏降临，黑夜伸展出巨大的翅膀。
群山一片苍茫。仿佛一夜之间由青转黄的茅草，在飒飒寒风中萧瑟地起舞。
一辆马车孤独地颠簸在嘉应州的古道上。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的一个黄昏，进入知天命之年的黄遵宪，以戴罪之身，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回广东嘉应原籍。
3年前，黄遵宪回国以后，就积极参加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上海加入“强学会”，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1896年，在湖南任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时，他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厉行新政，提倡变法，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等，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省份，他也成为了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后，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二百多人包围了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最后，在英、日等国干预下，清朝廷下令撤销两个月前派黄遵宪为驻日公使的任命，允许他还乡。
“人境庐”，成了黄遵宪人生中最后的舞台。
回乡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但他无心再卷入政事，均谢绝了事。在家乡，他未志“生人应尽之义务”，致力于兴办教育。积多年之切身体会和经验，“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日普及教育”，他要求家乡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6至14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扩大入学人数，如无办学处所，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次年，他又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二百人左右，“必须先开师范学堂”，以此来推动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尽管重病缠身，黄遵宪仍勤奋地从事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诗歌创作。直到临终前一年，他还为“人境庐”撰写了一副著名的药名联，以明心志：
药是当归，花宜旋覆；
虫还无恙，鸟莫奈何。
在此联中，黄遵宪迭用了药名、花名、虫名、鸟名（“奈何鸟”即杜鹃），语意双关，意味深长，令人耳目一新。对联喻义着自己的政治信念决不会改变，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定能实现。
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那个悲哀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观众，和歌者一同消失了。
但舞台仍在，歌声仍在。
在“人境庐”，我仍能感觉到歌者的脉搏和心跳，仍能听到那炽热血脉的呼啸，那个末世的孤独的歌者，仍站在时光的激流中执著地歌唱：
“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睡几人醒？”
滋润的南方之雨
■ 朱以撒
一
总是当朝阳亲抚着翘起的檐角，“萃古山房”的卷帘门才咣噹咣噹地徐徐升了上去，里边古色古香的质地渐渐露了出来。雨中的夏夜如此地短暂，这个古城迟迟未眠的文化人，爱在夜间摆弄一阵青花或者线装书，似乎只贴着古厚的木板床打了一个盹，天就透亮了。主人睡眼惺忪，走到门外的水龙头下，打开，撩一把水，以掌抚面，满脸晶莹。
街市醒来。
骑摩托车送货的，挑担叫卖的，送孩童入学的，嘈杂打破古城一夜的静谧。转身折回山房，把一些声响遮拦在外。四边是色泽晦暗光滑的家具，不是同一个年代，同一个好手所作，气息都被时光打磨得一样温润、醇厚。不在行的人总是伸出手来拎一下，以重量衡量质量；识门道的人，只是看纹路，或者手抚，便可断其成色。古旧家具恰当地放置了一些来自山泽的奇石，短长肥瘦，一律配上了和谐的底座，安然地站着，或者蹲着，像是家具被点缀的眼。人们属意家具的同时，不会忽略奇石，通常，一起都带走了。粉墙上挂着字画，空间宝贵，每一幅都挨得很紧，几幅边角残损色泽泛黄的小品，重新揭裱了以后，像褪去颓废的冬装披上了春装，变得新鲜起来。一幅晚清的画，旁边是民国初年的行草。时间似乎就是无声无息地从纸面上轻轻滑过，把它们连在一起。实际上，这位晚清画家和民国初年的书家至死没有谋面，更无从说相知。后人把他们的产品摆得那么有心计，像是亲密的忘年交。那张宽大的书案，铺着毛毡，笔筒上长短粗细地插满了新笔、秃笔。秃笔——过去了的情调的承载者，寿终就寝，理应祭起。厚实的歙砚上，昨日的墨汁收束了洋溢，像大踏步退潮的海，余下中间黏稠的一汪；案边是一堆废弃的败笔之作，这些原本平坦光洁的宣纸，被主人的大手和着当时焦灼的情绪揉搓成团。末了又想摊开看看，却已皱如百岁老人沧桑的脸，无法熨平了。字帖仰天摊开着，几张书页溅上了星星点点墨汁，看得出主人在这些地方停留很久，走不出去。有一些字帖画册则堆着，主人的兴趣点转移了，再也没有翻动，薄薄的尘埃悄然地铺了上来。再说，旧的屏风、窗花、造像记、画像拓片……它们共同的一点就是聚合着古旧的气息，让这里的主人，还有来这里的客人，都慵懒起来、散漫起来。
光线微敛，雨纷纷扬扬。
一些不紧不慢的人，衣着随便，踱着休闲的步子走了进来。我一直不解的是，每天都有这么一些青年、中年人到这里闲聊。闲聊是打发时光的最佳方式，在这个古典小城被经济快车裹挟着一刻也停不下来时，这些人却意外地落伍了，甚至坐了下来，不再追赶——充满了南方式的
柔和与从容，像在潮水边缘悠然濯足的隐者。我多次见到这些前来闲聊的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显然不在单位上，这个城市的走向培养了许多个体户，犯不着看领导眼色，自己把握着自己。“我很懒，可是我很快乐”——快乐是超越温饱之上的，正如有些囊中羞涩者，他们的安然要远在百万富翁之上。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讲清楚这个道理，不讲也罢，此时，他们围着一个大树墩制作成的茶几。主人两指旋转，熟稔地洗着茶盏，依次排列开来，小小的紫砂壶里放入一泡茶叶，是小包装的那种。滚水进入，倾倒，再进滚水，一会儿，壶提起，壶嘴对准，一一分配到微型的茶盏里。一线茶水，在茶盏回旋激荡后归于平静，等待着鉴赏。品茶者很快就嗅到铁观音散发出的香气，甚至遥想到哪一座茶山，只有那一带的泥土，养育出这样的韵味，功夫茶，说起来就是损耗时日的功夫——那么小的茶盏，拇指、食指、中指环起，箍成一个微型茶托，托起，放到唇边，香气袅袅。轻轻咂一口，放下。如此再三、再四，时间无限制地拉长，像他们闲聊的内容，无边际地触及着。雨淅淅沥沥地打在檐角上，门外水汪汪一片，一缕缕旧日气息从字画轴中、裂缝花瓶里散发出来，和雨气融在一起，这更使品茶者有了从容不迫安坐的理由——有谁站起来了，托着茶盏边走边看，指指点点一副内行派头，以为告辞，走到门口又转回，坐下。几泡茶过去，不断从严严实实的茶壶腹中抠出的茶渣堆在一个茶钵里，成为时间享用后的剩余。人和茶壶这般相近，常年茶汁的养护，显出气度雍容平和，还有一些稚拙。
这个闽南小城，很早就有人乘风破浪去了南洋。他们的后人，血液里荡漾着生意场上的激情，像追赶太阳的夸父，不让自己停下。我喜欢的是这个城市的另一面，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微型茶坊，人们围坐着，细致地品尝着，放时间过去。这些年，茶文化的说法多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