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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你们两个是准备投胎还是先观望一段时间再作决定，有打算吗？我是很舍不得你们，但是又不忍心自私地把你们留在这个有缺憾的轮回中。你们要走的话，那就勇敢点走吧，下一辈子记得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尤其是妈妈，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爸爸呢，也要多点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会得自闭症的。我就有点自闭，肯定是得了你的遗传。总之，你们两个商量商量再作决定吧。
我就郁闷啦，是出国还是考研还是：亡作？叫我和谁商量去……不过我也老大不小奔三张的人了，也该学会自己作决定啦。你们就放心吧，我的路自己肯定能走出来，逃总是逃不掉的。
嗯，还有什么呢？
妈妈，爸爸，还有我，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记住这一辈子啊。萍水相逢的三个人，平安喜乐地度过的平凡生活，这是多么美好的缘分。唉，身前不可想，身后不可知，简历里别忘记写下这一笔，如果将来我们什么地方遇到了，还可以叙叙旧情。
而这辈子，我是你们亲生的小孩，你们就活在我的身体里，活在我的回忆里，只要我活着一天，你们就同我一样鲜活。
妈妈，爸爸，今天我很累，这就睡觉啦，晚安。我很爱你们。
赫拉巴尔与魔法舌
■ 叶 开
照片与姿势
在一个图像占了绝对主导形态的世界里，照片是我们认识人与事的最为简捷的方式。同样，这些照片也在误导和阻碍着我们对这些对象的进一步理解。我总是这样跟自己说，你在电影、电视和照片上看到的那些明星们，他们呈现出来的并非自己的本质，而是一种社会的属性。社会的道德伦理要求明星们具有优美的体形，优雅的谈吐，内在的涵养，彬彬的举止和高超的能力，于是，他们有了。他们通过这些媒介告诉观众们，他们是这样的人。然而，对这些图像加以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呈现的这些图片不过是一种POSE（姿势），而POSE的背后，是意识形态。
赫拉巴尔书上的照片同样体现了某种价值观。在照片里，赫拉巴尔凝视，沉思，散步，眺望。赫拉巴尔的这些POSE试图告诉读者，他是某一类人，比如知识分子。然而，要靠着几张照片来了解一名作家，是非常可疑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照片都意味着一个POSE。按照昆德拉的说法，一个姿势比它的主人更加长久。赫拉巴尔的这些照片正在引我走入歧途——在照片里，赫拉巴尔的姿势，其实是在阐述一种“智者”的形象。这种形象，符合一般人对于作家的理解。很显然，这也符合摄影师的理解。摄影师总是按照自己对人物的分类来捕捉镜头前的人物影像：作家，也许应该是忧郁的、沉思的、睿智的、先知的。因此，作家要摆出这些姿势。
浮现在我脑海里的这些照片，正是摄影师理解的“赫拉巴尔”。它们跟我从赫拉巴尔的文字里看到的“赫拉巴尔”格格不入。赫拉巴尔一生所致力于消除的，恰恰是自己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趣味和态度。赫拉巴尔的笔下反映的是“第四种人”，是他所钟爱的那些小人物，而不是当时在捷克占主流地位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形象。在生活中，赫拉巴尔也努力地让自己偏离那些主流的趣味。赫拉巴尔通过妻子的视角，诙谐地把自己跟知识分子和文化界脱离关系。他说他妻子“始终感到惊异，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如此缺乏教育，竟然把我看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这里，赫拉巴尔略带嘲讽地把自己跟知识界撇清了。这位前法学博士，愿意让自己显得更加像一个大老粗。一个喝啤酒的大老粗。他在钢铁厂当临时工，在废品回收站当打包工，他还给舞台当布景工，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老粗——跟照片显示的正好相反。
或者可以宽厚地说，摄影师了解的是赫拉巴尔的一个方面。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双面性乃至多面性，赫拉巴尔也不例外。赫拉巴尔的身上，糅合了复杂的特质。他说：“我实际上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和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是个两栖类和合用一堵墙的两间房。拉伯雷式的笑，赫拉克利特式的哭，或者相反。”
按照我的理解来给赫拉巴尔拍摄一幅照片的话，我会建议把环境放在布拉格的小酒馆里，然后让赫拉巴尔端起一杯啤酒。他可以在说话，也可以在倾听，还可以是在凝视，或者眺望。人一喝酒话就多，而且是“不顾危险地话多”，对于赫拉巴尔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啤酒和小酒馆更能激发他的倾诉欲望了。日常生活中的赫拉巴尔，一有空就给自己来一杯啤酒，然后坐在布拉格某个我所不熟知的小酒馆里，静静地听别人说话，或者滔滔不绝地给别人讲点趣闻轶事。
赫拉巴尔热爱啤酒和小酒馆，缺乏这种背景的照片，我感到非常空洞。
日常生活中的赫拉巴尔还是一个快活的人，一个略微有些醉醺醺的人，一个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沉思是他的本质的一个部分，他更多的是在“生活、生活、再生活”。
仅仅向他致敬
赫拉巴尔在中国是一个被忽略的名字。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的文集之前，我记得似乎只在199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上出现过，是杨乐云先生翻译的一个“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作品小辑”。小辑收有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和短篇小说《中魔的人们》、《露倩卡和巴芙琳娜》，外加一部分为译者所编的《谈创作》。我碰巧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枣阳路的旧书摊上买到了这期杂志，又偶然地读了这个“小辑”。
赫拉巴尔的短篇小说《中魔的人们》我至今印象深刻。
水泥厂飘灰的空气里，生活着一帮快活的人，他们坚信这里的空气包治百病，他们热爱那些我们或许感到烦躁的声响。布尔甘先生用镰刀驱赶蜜蜂，然后一刀砍在脑袋上，就像长出了一个牛角。他不让人拔镰刀，说：“等等吧，没准我们家的小子想把它画下来哩。”布尔甘先生开摩托车就像开F1赛车，一头扎进荆棘丛里。他的儿子布尔卡“先找来一把剪羊毛的剪子，之后又找来收拾园子的剪刀，把灌木丛好一阵修剪，一个小、时之后把我爹修剪出来了。”
在这些“中魔的人们”欢快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奋勇前进。“中魔的人们”，按照赫拉巴尔自己的说法，“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富有灵感，他们说出的话被那些理智的人看作是不合情理的，做的事情是体面人不会去做的。因此，中魔竭力追求的是禁止的事物，以及同布拉格的相联系的事物。”而且，“一个中魔的人可以在无人可以交谈时，便同自己交谈以自娱。他提供一些消息，讲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意义是夸大的，似是而非，次序颠倒，因为中魔的人用灵感的钻石孔眼把现实进行了过滤。一个中魔的人对看得见的世界充满赞叹，汪洋大海般的美丽幻影使他无法入眠。”
实际上，就像自己笔下中魔的人一样，赫拉巴尔自己也是一个中魔的人。他的老师之一，布拉格的游侠、写出《好兵帅克》的哈谢克，也是一个中魔的人，连“帅克”都是一个中魔的人。
中魔的人对自己和自己面对的世界都充满了惊羡之情和赞美的愿望。
赫拉巴尔的出身其实不赖，他的继父是一个啤酒厂的老板，对他很不错。他的母亲，则是那种热爱艺术的上流妇女。然而，赫拉巴尔本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成绩却总是不及格。
赫拉巴尔出生于1914年，他的生父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此一去不，返。他在1935年进入查理大学读法律，1939年，德国纳粹侵占捷克，关闭了所有的高等学府。二战之后，干过很多种活的赫拉巴尔才有机会返回学校，最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跟我们现在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正好相反，赫拉巴尔对“博士学位”可谓是弃如敝屣。他从生活优越的家中搬、出来，住进了布拉格的贫民区。在此前和此后，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公证处职员、商业学校行政人员、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保险公司职员、商品推销员；钢铁厂临时工、废品收购站打包工、剧院布景工和跑龙套演员等等。1963年，赫拉巴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出版时，他已经49岁了。按照我们现在“成名要早”的追求，有些少年，19岁就已经成名立万，出书好几本。相比之下，赫拉巴尔同志的成名实在是太晚了。
很显然，赫拉巴尔已经“中魔”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说要向美国的作家学习，这些美国人“先从事可能从事的任何工作而唯独不当作家”，所以，对于赫拉巴尔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赫拉巴尔像他的那一代理想澎湃的作家一样，海绵一般贪婪地生活，汲取生活的养料，然后再写作。实际上，他的生活，就是写作的一种，写作则是生活的延伸。你不能把赫拉巴尔的写作和他的生活分开。对于赫拉巴尔来说，“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却是我感觉最好的时候”。
按照他的出身，赫拉巴尔完全可以过上小资、中资乃至大资的生活，然而他自我删除了，自己选择了一种贫民的生存模式。他需要干这些粗活，喝啤酒，到小酒馆聊天。他一点都不着急。他住在一个破房子里，却悠然自得，撅着屁股用草根刷子刷地板。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相比，赫拉巴尔这类作家已经绝种了——至少在我们国家属于珍稀物种。我们现在的创作，跟赫拉巴尔的模式恰恰相反。我们喜欢喝咖啡，然后坐在房间里胡编乱造。
我自己也是这类人，且自问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