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就都变成了幽默。”
由此类推，“幽默”不仅是文学的修辞，实际上是弱小者的生存哲学。在捷克，哈谢克、赫拉巴尔把这种微妙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的状态。在“幽默”中，帅克让整个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幢纸糊的大厦。所有那些帅克一本正经地严肃遵守的条令法规，都显得极其荒唐可笑。就像捷克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一样，帅克在贩狗之余，也去小酒馆喝上两盅。然而，就在“杯杯满”酒家，他碰上了一个密探布雷特施耐德。这个密探恰恰是“幽默”的敌人，他按照一种既定的逻辑来阅读帅克和其他人，因此就显得无趣了。
对于小酒馆里的人来说，喝了啤酒并且讲述，这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其他的意义。假设我们像密探布雷特施耐德那样倾听和阅读哈谢克或者赫拉巴尔，那将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小说经不起逻辑的严密拷问，在小说这里，道德被延缓了。不是说小说没有道德，而是小说不给出既定的、明确的道德范畴。小说在更多的意义上，只是一种讲述。在我们中国，小说的历史是类似“说书”的历史，而在欧洲，小说是一种冒险——刚才我们引用过赫拉巴尔的说法，话多是危险的。因而，作为一种讲述与倾吐，小说也是危险的。小说总是话多。在赫拉巴尔最为看重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里，汉嘉的独白就显得很“唠叨”。
捷克的两种文学传统
在欧洲的小说先驱拉伯雷的《巨人传》那里，小说首先地而且是首要地被赋予了戏谑的功能。
“卡冈杜埃”是个巨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以作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还望各位看官见谅。这哥们从乡下来到首都，不仅不老老实实地呆着，反而一泡巨尿把巴黎淹了个水漫金山，连巴黎圣母院也差点遭了没顶。至于巴黎，财因为他这一泡尿而死了三十七万人口。
不真实吧，不要紧，拉伯雷本来就不是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的。
昆德拉对此心知肚明：“格朗古歇太太有孕，吃太多的大肠，多到了别人只好给她吃收敛药的地步：胎儿实在太壮实，使胎盘叶松弛，卡冈杜埃滑进一条动脉，爬上去，从他妈妈的耳朵里出来了。从前几句开始，这本书就把它的牌打了出来：这里讲的不是什么正经事；也就是说，在这里，人们并不声明什么真理。……小说家与读者间的契约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这本来很清楚：我们在这里的讲述不是认真的，即使它涉及到再可怕没有的事情。”
昆德拉一直非常担心读者没有幽默感，担心读者坐实他的小说主人公，他还一再强调，他的小说不过是“爱情小说”而已。因为如此紧张，昆德拉自己反而失去了他一直强调的那种“幽默”感。昆德拉是那种对读者疑神疑鬼的人，对翻译家疑神疑鬼的人，对误读满怀仇恨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人。他的文学前辈卡夫卡似乎也一样——他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他在遗嘱里，吩咐好友兼遗嘱执行人布洛德把自己的小说稿子付诸一炬。然而，布洛德违背了他的意愿。一个不相信读者的人，往往对世界持怀疑态度，对自身也缺乏信心。卡夫卡的“变形”和昆德拉的“轻”，都是一种怀疑论的结果——因为缺乏什么，肉体反而浮沉在空中，无法落实。昆德拉常常被世界的“偶然性”所惊吓。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那里，一罐偶然的毒药，结束了整部小说。而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里，托马斯和特丽莎更是一种偶然。特丽莎就像一个篮子里的婴儿，顺水飘到了托马斯的床前。可是，这个篮子，为什么不会飘到别人的床前呢？托马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无法对偶然性释然。相反，人家女画家萨宾娜却能在这种偶然性中，全身而退。相比之下，萨宾娜是一个幽默的人，她具有巴努什般搞笑的特质。跟她相比，托马斯只不过是表面的潇洒。用托马斯来暗喻昆德拉本人，其实也一样。和赫拉巴尔比较起来，昆德拉一直无法寻找到一个稳固的视角。他对知识分子态度暧昧，对他们的立场怀疑，同时，他又无法站到像赫拉巴尔的“第，四种人”那种角度上去。昆德拉讨厌庸众，他说过，“媚俗”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敌人。昆德拉用媚俗和赫拉巴尔区分开来，后者恰恰是“爱俗”的，他乐在其中。
在这里，卡夫卡和昆德拉都拥有一种俯视的角度。他们俯视芸芸众生，充满怜悯和同情。
跟卡夫卡和昆德拉相反，赫拉巴尔和哈谢克的精神来源却是啤酒和小酒馆，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听众、读者，而且对自己充满信心小卡夫卡和…昆德拉是自上而下的，哈谢克和赫拉巴尔是自下而土的。自上而下有布道的色彩，自下而上则充满赞美，对一切事物的赞美，对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赞美。
哈谢克是赫拉巴尔的直接精神导师。《好兵帅克》里的“帅克”是一个——按照赫拉巴尔的说法——极其纯洁的人物。他总是用一种类似天真的表情，从容不迫地应对所有强加于他身上的罪行。帅克非常体谅和理解各位辛苦操劳国家大事的大人们，他听完提审官的宣读，立即就签名画押了，他说：“以上对我的控告，均属事实。”控告本身是事实，然后并无内容。提审官和帅克都需要这种形式，他们配合得天农无缝。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人们对当权者不是操家伙去拼命，而仅仅是讽刺和幽默。也正是在这点上，政治家哈维尔粗暴地介入了小说家昆德拉的艺术当中，便有了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一点都不“幽默”了。
赫拉巴尔也不战斗——他是一个怯懦的人——但是他在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布拉格之春”发生的1968年，小酒馆的常客、常常是因为喝了几杯啤酒就滔滔不绝地开讲或者听别人神侃的赫拉巴尔，也遭到了小说带来的惩罚，他被禁止了写作——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赫拉巴尔坐在屋顶上，带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对着自己诉说，像他自己定义的“巴别代尔（中魔的人们）”那样，滔滔不绝，耳出了不朽的长篇小说《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我相信，在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只要有可能，赫拉巴尔一定端着啤酒，跟自己干杯。阅读《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时，我看到的是一个酒到酣时的老先生，正倚在桌子的一角上，滔滔不绝。说老实话，“讲故事”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小说叙述模式之一，《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好兵帅克》、《拉伯雷》和《堂·吉诃德》也是这种模式。
在另外一部赫拉巴尔非常看重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里，那个被时代和人类社会抛弃的垃圾打包工汉嘉，除了打包的必要劳役之外，他的最大乐趣就是读书和喝酒。这是两种性质类似的行为，读书和喝酒，都能让汉嘉飞升，使得他的庸常的、苦难的生活，变成一种审美的活动。汉嘉喜欢在每一个垃圾包里，放进一本类似康德的《天国论》的名著，在垃圾包外面，细心地打上一张名画的印刷品，比如凡商的《向日葵》。由此，汉嘉让自己脱离了地下室乃至整个捷克的世俗社会，进入了审美的领域。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酒”甚至比镜子还重要。镜子让人们认识自我，酒则恰恰相反，酒让人迷失；更多状况下，迷失是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们看到，高雅人士都酷爱镜子。在巴黎的凡尔赛宫里，有一个镜子的长廊，让每个游客来到这里都原形毕露。镜子是自恋者的宝物，相反，酒则是一种。真正的迷失。“第四种人”不需要自我，他们扔掉自我，就像扔掉一只破鞋一样。
博尔赫斯说，镜子和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都使得人口增加。
博尔赫斯是一个严肃的人，从照片上看起来不苟官笑，内心充满了智性的思考，说话非常有趣。在哈谢克的时代，布拉格的另外一名文学大师卡夫卡有如博尔赫斯，他们都非常严肃，严肃到了忧郁的程度。他们都见解独特，偶尔在严肃的场合下说出了令人喷饭的事情。
在捷克的后来作家中，昆德拉是卡夫卡的智性传人，赫拉巴尔则继承了哈谢克的衣钵。卡夫卡和哈谢克代表了捷克文学传统的两个极端。卡夫卡是优雅的，智性的，哈谢克是粗俗的，戏谑的。哈谢克和卡夫卡出生在同一年，又同在四十岁那年死去。但是，他们虽然都在布拉格生活，却从未谋面。对此，赫拉巴尔评论道：“因为无产者哈谢克总是出入于楼下他的那些小酒馆里，而卡夫卡跟他的朋友们则常去二层楼上的咖啡馆。”
跟卡夫卡和哈谢克的关系类似，赫拉巴尔和昆德拉这两位当代最有名的捷克作家，同样避免碰面。在赫拉巴尔的文章里，似乎没有提起过昆德拉，而昆德拉的文章里，也没有赫拉巴尔的名字。
小酒馆和咖啡馆的对应非常有意思。小酒馆里弥漫的是一种随意的气氛，而咖啡馆里，则充满了严肃。正像赫拉巴尔暗示的那样，一幢楼如果有自己的身躯的话，那么二楼就是头颅，底层即为躯体。躯体总是充满欲望的。在《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里，主人公、小矮人蒂迪尔就充满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欲望。他盼望着自已有朝一日能够发大财，好用一百克朗的钞票在地板上铺着玩。
是的，在地板上铺钞票玩的确不太严肃。但是蒂迪尔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是成为百万富翁。同样，虽然赫拉巴尔喜欢出没于布拉格的小酒馆里，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就断定，他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赫拉巴尔的理想更为远大，他要成为整个时代的见证人，就像他“作为列车调度员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赫拉巴尔虽然漫步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貌似一个邮递员，然而他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