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打扮，他尽管是院士的身份，但非常平和，那种子和是发自内心的，骨子里出来的，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那只能说是‘慈祥’，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而且是长者、父辈——他在带学生的时候有自己的次序——他要求他的学生一定要懂得做事先做人的道理，所以他的次序是首先要学生懂得做人的规范，然后是做科学的规范，再然后是学会科研的道德、技巧、方法。老先生认为这个次序非常重要，他永远把科学道德摆在科学技术和方法之前。”
李栓科平生只有很少的几次掉泪，但其中最热烈最不能自已的一次是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他当时正在野外考察，忽然知道老师去世，他哭了——一生没有为儿女情长掉过泪的男人这次掉泪了。因为是在无人区考察，根本没有办法赶回来，这件事只要想起来，李栓科就觉得难过；他感到老师留给他的东西，时间越久越珍贵。
在李栓科的记忆中，导师经常要他们这些学生去自己家，并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上课，也没有什么具体事，而是给他们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不自觉地融人大师的生活。比如，他们到导师家里谈天说地，导师给他们推荐一篇文章，听他们对科学专著点评，这种交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也涉及他们的思考方法。那是一种很随和的师生关系，点点滴滴都渗透到一起的。有的时候，师生聊着聊着到了吃饭的时间，老先生就会招呼学生留下吃饭，李栓科他们也不拘谨，坐下来就吃，有什么吃什么。李栓科从来没有见过导师发火，“他的个人修炼已经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那是我最崇敬的大家”，这种大家也许以后再也难产生了——在学术造诣，学术道德以及日常为人方面，均远远超越众人。
老先生住在师大红楼，和启功先生门对门，经常可以在导师家见到启功先生。那时候，李栓科年轻，风华正茂，正是要谈情说爱的时候，导师跟他说：“得到一个女孩子不能靠欺骗的手段，不能伤害别人。”这些话原本是自己的长辈才会说的，但周廷儒导师就是李栓科的长辈——老先生为他营造了一个家庭式的贴身跟随般的学习环境——“他家里人口很多，女儿女婿，都在他那里住，他有意让他的弟子融入他家的生活，这个过程教会你做人。”
但是老先生有一条原则却很分明一他让弟子融入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从来不会以自己的私事麻烦弟子，尽管在许多导师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周老先生分得非常清楚。有一件事情，给李栓科很深的印象——有一年冬天，周廷儒先生的孙子被人拐骗，一家上下急得不得了，到处去找，但就是那样，老先生也没有通知自己的弟子，他怙耽误他们的学业。而他们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还是听系里的老师说起，他们这才知道导师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那件事情对导师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孙子最后在张家口找到，找到的时候已经被冻死了。
很多年以后，李栓科意识到他的导师所拥有的那种伟大的品格——作为一个曾经很骄傲，很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他一生很少真心地佩服什么人，但是他真心地崇敬自己的导师，他意识到周围人对自己导师的那种拥戴也是和他一样发自肺腑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感受到了那样一种人格魅力——在导师身边的三年，使他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钱是能数出来的，但别人对你的拥戴是钱买不来的。
当年许多人对他说，你幸福啊，跟了这么一个导师。那个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幸福。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不知觉被他的导师所指引——他导师的那种风骨和精神，经年累月潜移默化，于是有一天，他拥有了那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并且及时破茧而出，在科学界建立了自己的声誉——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年轻的声誉啊！
犯错的代价也许是你永远没有犯错的机会
一个人经历得生死多了，就会成为传奇。在李栓科的故事中，传奇随处可见。
1995年5月，他第一次踏上了北极。此前无数次的科考，唯有这次，李栓科感到不寻常——因为他是队长，他已经立下军令状，绝对把他的队员全部从北极带回来，一个不差。
北极科考队一共26人，但只有6人有机会最终踏上北极点。限于当时的条件，这6个人必须徒步从冰上走了13天才到达北极点。徒步的出发点是加拿大的北极群岛一阿尔斯麦尔岛。因为是徒步，所有吃的、用的全靠队员背，所以行进的速度相当慢，一天大约30公里左右。
5月26日——当这6个人发现手里使用的全球定位仪器统统找不着北时，李栓科知道，北极点到了！李栓科朝天放了一枪。在民间的报道中，这一枪被渲染得极富传奇色彩——因为这是中国人组织的科考队首次到达北极。但实际上，这六个人在那一声信号枪之后，却出奇的平静，没有任何的欢呼雀跃击掌拥抱，甚至连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李栓科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完全是一片空白，而且居然靠着冰冷的雪当场睡着了！其他的队友，包括陪伴了他们13天的爱斯基摩犬也都累得筋疲力尽。
从北纬88度到北纬90度，200多公里的路程，步行13天，最后可以感到也许真的只有疲惫了。
但是危险突如其来——就像电影中的那些恐怖场景，远处瞬间冒出白烟，白烟迅速升腾到空中，天空霎时黑暗—一在一个开阔水面，水面温度高于空气温度，这个时候就会形成科学术语上所说的“冷蒸发”。在书本上，这三个字不会夺取你的生命，但是身临其境，则是另一回事。说时迟那时快，白烟到空中迅速成为乌云，然后涛走云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冰面，与此同时，整个冰面在颤抖，打雷爆炸一样的声音从脚底下传来，仿佛着了火一样——不用说，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冰裂”一一情急之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往东北方向跑”——“我们运气好，跑对了方向。那种感觉真是恐怖啊，每踩上一块冰，那冰都在迅速裂开。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想死。”
实际上，在去北极之前，他们特意挑选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5月，正是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有太阳，但准能想到，他们还是遇上了曾让许多考察队探险队全军覆没的冰裂。后来他还曾掉进过冰洞，大家以为他回不来了，第二天国内甚至有一家报纸还发了李栓科遇险的消息，妻子、朋友闻讯悲痛不已。没想到他竟能奇迹生还。他说：“在极端条件下，信念和求生技巧是一样重要的，都能决定生死。”他说得很平静，也是因为这次传奇，他的夫人知道自己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权利——按照组织要求，参加类似北极南极这样的科学考察，必须要签署“死亡契约”，这个契约是经过公证的——最核心有两条，一是受伤残的时候，按国家规定的赔付标准赔付，家属不能有其他要求；还有一条就是遇到不测，尸体就地掩埋，不能运回国内。这个死亡契约是要家属签字的，怕人死后有纠纷，但李栓科却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妻子签这个契约——每次都是他自己代签，签多少回他自己也忘记了，至少十次以上吧？
他的妻子从报纸上知道了有“生死契约”这回事，见到他就问：“为什么其他的家属都签了那个生死协定书，我怎么没有？”
李栓科只是简单地说：“我想我不可能出事。”其实，他真实的想法是不想给妻子任何心理负担——他知道如果把“生死协定书”交到妻子手里，她一定会签，但很可能会“搞得哭哭啼啼”，所以自己签了比较简单。他一向是个喜欢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人。
与李栓科交往的人很多，但让他们找几个词来描绘这位“青年杰出科学家”，他们想来想去，却总是觉得说不准确。的确，在李栓科身上，似乎夹杂着很多气质，这些气质原本应该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他身上却让人觉得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就像一颗钻石，原本就应该有不同的侧面，每一侧面就应该有不同的光彩——李栓科从来不喜欢冒险，他是谨慎的，但是他永远出没于最危险的地方，他又是勇敢的；他可以长时间反复做同一件事情，他是有耐性的，但是当危险发生的时候，他却能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他又是果断的。他是那么开朗、随和、喜欢和人交往，但是当他在南极越冬，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脱离文明世界，他也没有落下什么性情大变的毛病；他有情趣，但并不害怕枯燥，他热爱自然能在冰天雪地坚持十年，但是回到都市，他一样驾轻就熟就像回到家一样——也许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当你经历了死的威胁，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对生命的那种留恋，你就会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你就不会为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而不愉快。
李栓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做研究运气特别好，从来没有失败过——当然对于他来说，他确实不能失败，一来失败就不容易再申请到科研经费了；二来由于他研究的项目的特殊性，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差错就意味着生命危险——失败的代价就是你永远没有失败的机会，因为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李栓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探险家”，如果你不小心这样称呼了他，他一定会给你更正——“我不是探险家，从来都不是。我是属于职业化的，如果不是为职业，那种地方我去一次，我就不去了——我满职业的，肯定不做无谓的冒险。每次所有路线都是严密调查，论证出来，各种可能性危险降到最低。”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他不能否认他从事的是危险的职业。
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哪一次？李栓科自己无法比较，但所有参加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