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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漫长漫长的夏天，在一个遥远遥远的海岛上。
苏画。我的名字是苏画。我有两个孪生妹妹。一个叫做苏幻，一个叫做苏鸟。
然而我该如何形容我自己呢？
我的家世是一出冗长热闹的欧洲版电影，父亲母亲的爱情完全没有张艺谋渲染的那种苍凉纯美的黄土情节，两者有如云泥，仿佛奥地利宫廷伦巴与中国西部风情的民族舞。
母亲是一个天真到荒唐的女子，她所有的感情经验都获取自〃 小资〃 调调的读本。她有五册一式一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残旧的内页，却穿着一层用脆薄的水果糖纸糊弄的花花绿绿的外衣。我想象不出一个女人为何重复珍藏同一部作品——她又不是收荒匠。
年纪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爱上了父亲。那时她有清澈的眼眸和丝一样的头发，是无数男生意淫的对象。据说有一个高大健硕的男孩子接连送了她好几块绣花手帕，手帕上抄写着《红楼梦》里面的锦绣词句。男孩子身家清白，老爹累死在资本家的纱厂里，苦命的姐姐不得不卖给人家当丫鬟，做娘的哭瞎了眼，家里一度穷困得砸锅卖铁，比杨白劳还杨白劳，比白毛女还白毛女，比较起来那些样板戏真是小菜一碟。男孩子在新中国的艳阳天下幸福地成长，入了党，当了团支书，浑身上下红光闪闪。
但母亲活生生地出卖了这个前途光明的男孩，把抄录了〃 良辰美景奈何天〃 的手帕公诸于众，害那男孩上吊自杀——未遂。母亲执意爱上的偏偏是背景发黑发臭且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
当年他们是同班同学，功课统统荒废，时常到农场里割草，抑或放牧牛羊。没办法，那个年代的学校教育多半如此。没有叫你窝在干稻草稀牛粪里睡觉已经很不错。
父亲是1966年的浪子，是1966年风花雪月的洋场小开，叫他穿着阴丹蓝布衣裤，背诵着毛泽东语录，喝着山药蛋汤，体验着贫下中农的勤劳苦辛，他的骨子里照旧是一张浮世绘。
背地里，父亲总是握着一支烟，有时是旱烟叶，有时是卷得考究的雪茄，天知道那些丰富的资源从何而来。他吸烟的方式很另类，一边缓慢地、散淡地行走在苍茫的牧草间，一边嘘眯着眼，仰头凝视辽远的斜阳，隔很久，才静静地、深深地吸入一口烟子。那样的姿态，有一种孤傲沉思的气韵，十分优雅十分忧郁，即使是全世界最浅薄粗俗的男子，你也会以为他正在思考宇宙洪荒的大问题。
母亲便是为此而魂飞魄散，爱上这个一边走路一边吸烟的前地主少爷，爱上她的少年维特，从此背负起双重的家庭暗影，心甘情愿地跟着他放逐到了荒凉的海岛，在一间四壁透风的木棚里拜堂成亲，很有点地老天荒的决绝。母亲爱父亲爱得相当长久，一直爱到她患上支气管炎为止。
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是法国巴黎的华裔理发师，她嫁给他的原因居然与法国的光艳巴黎的香氛无关，仅仅在于他是个一边跳踢踏舞一边剪头发的理发师。
理发师是在1984年回国探亲时邂逅母亲的，母亲在风靡全国的山口百惠的热潮里梳着不合时宜的幸子式的短发。来自巴黎的理发师为她做了一个很洋派的发型，并将她的头发层层叠叠染成了茂密的红枫林。他像童话里擅长巫术的占卜师，黑衣长靴，唇边一撮质地粗硬的胡碴，身体格外轻盈，一前一后地微微晃动，手里悠闲地拽着母亲的碎发，一双脚很不安分地踢踢踏踏，铿锵若舞。一边跳踢踏舞一边理发的男子诱惑了我无邪的母亲。她决意成为一名理发师的太太，并且当真带着五本唏簌作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远赴异邦。
其时少年维特轻薄斑斓的外衣已被我破坏得体无完肤，淘气的我偷偷撕下了其中一些糖纸，摊在掌心，将手掌尽量绷直。我发现，有些糖纸会轻轻卷曲起来，像蜻蜓一样翩然欲飞，有些却不会。mpanel（1）；
再嫁的母亲与她过气的浪漫同时音信杳无。实在的，我很怀疑那来历不明的理发师，谁晓得他的顾客是哪一族类，搞不好他的理发馆座落在贫民窟里，门前有暧昧的暖紫色灯影，而母亲，是他的招牌菜。来自东方的、悲伤的蒙娜丽莎。在午夜隆重登场。
母亲已是三女之母，但我仍有理由相信她幼稚如昨。假如我与她毫无瓜葛，我会以为她的确是个很妙的女子。她的爱是复杂的动态，是粘稠厚密的上等油漆，迟滞胶着的液体，蜿蜒流动，渐渐凝固成尘。
小学三年级最常练习的句式是：一边┄┄一边┄┄书上的标准例句往往是妈妈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小明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收音机。很快乐的一心二用。轮到我，如果轮到我，至少我可以造两个得体的句子。
我的父亲一边走路一边吸烟。
我的继父一边理发一边跳踢踏舞。
多棒的结构，值得喝彩。
至于父亲，父亲是无所谓的。忘了告诉你，我的父亲是画匠。潦倒的画匠。嗜爱成瘾的画匠。没有灵魂的画匠。他背着画布四处浪荡，不过你别误会，画布对于他并无特殊含义。他可以是背着被盖浪荡，可以是背着女儿浪荡。不一定非得是画布。此外，他的浪荡从来都没有给过他天才的灵感。他的作品以古代仕女图居多，都是摹仿之作，唐朝的、宋代的，丰肥的、削瘦的，丰鬟盛髻，珠环叮当，高贵地冷眼盯着你瞧。
与时俱进的素质父亲倒是有的，过新年他画红鲤鱼跟胖萝卜，以及穿肚兜的傻小子肥妞，张张脱销，供不应求。父亲一点都没有无名画师的寒酸相猥琐相，他俨然是重生的毕加索，派头十足。无论季候，父亲永远尽力穿上笔挺的西装，松松扎一条纯色的领带。作画时他习惯左手夹支烟，修长的无名指上套住结婚戒指，右手握着画笔，小指斜斜伸出按压画布，久不久来上一口烟，再缓缓喷吐而出，烟雾徐徐弥散在他的画室，不知多有型。
活到50岁了，父亲突然转向动漫，出了几本煽情的漫画书，被誉为日本漫画的中国传人，引逗得一大帮平均年龄不足16岁的孩子疯狂写信给他。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作访问，可怜我的父亲，几十年没有过面对大众慎重发言的机会，得意之下三言两语就扯偏了题。他振振有辞地说，相比之下，柏拉图的思想微不足道，因为它缺乏强烈的性欲冲动。正式播映时，这句惊世骇俗的话理所当然剪切掉了。
父亲从来不愁红袖添香，画院里的纯情美少女是春天原野中的绿草，一年一年，一茬一茬，生生不息，来来往往。而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艘招摇静止的游艇，一辈子都有女人乘着风帆滑翔在他生命的边缘。
他们告诉我，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母亲的感情已经变成了班驳肮脏的旧抹布。由于被动吸烟，母亲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整日仰着脸，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吭哧吭哧地咳嗽，哗啦哗啦地吊出大串大串的痰液。母亲厌恶父亲的烟。父亲厌恶清心寡欲的生活——没有男人会与胸腔震动如风箱的女人做爱。他们彼此憎恨对方如鬼魅。
1976年亲爱的唐山之旅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挣扎，愚蠢的朋友建议他们故地重游，去一趟早年相遇的唐山，那是他们的故乡。于是父亲母亲节衣缩食，买了昂贵的船票，买了昂贵的面包饮料，在一个海鸥低回的日子离开岛屿。行船溅起的海浪碎成霏微的雨，飞灰似的洒落在他们脸上。他们踏上了失败的旅程，虔诚地试图让青春年少的爱恋原音重现。
我的父亲母亲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了学校，去了车站，去了牧场，去了电影院，去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前居住的深宅大院，去了一切理当留下但确实没有留下任何甜蜜记忆的地方。他们宛如一对听话的小学生，一道一道地做完规定的习题，临到考试了，忽然间忘掉了最重要的公式，急得要尿裤子。
母亲依然剧烈地咳嗽，父亲强打精神，温柔地抚拍她的脊背。他们在唐山的街头貌似深情款款。但他们的眼神凄迷。他们的心事飘零。
那个郁闷的八月的夜晚，他们认真抚摩着对方的肌肤，可久违的身体给予他们的感觉不是激情而是陌生。他们做爱的姿势勉强、别扭，夸张的踹息因伪装而走调。
在他们深入彼此的时刻，某个刹那，某个较为销魂的刹那，某个致命的刹那，相信也是刚刚有了孪生妹妹的刹那，山崩地裂的悲剧发生了，唐山在转眼间变成了一地废墟，布满泥泞、尸体和尖声哀叫。
我的父亲母亲幸免于难，他们赤身站在瓦砾间，惊惶地注视着初恋的城市，一时间竟无法分辨强烈的震动究竟来自内心还是地壳深处。
地震之夜萌蕴了我的孪生妹妹，母亲分别为她们命名为幻、鸟。幻觉和飞鸟，那是爱情的穷途末日。
孪生妹妹满月的第二天，我的父亲母亲去了街道办事处，在母亲声俱泪下的坚持中，他们领取了印刷粗糙的离婚证，成功地撤离了摇摇欲坠的婚姻之厦。
离婚的母亲恪尽职守地哺育我的孪生妹妹。她们长得比一般的孩子更加健壮，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喃喃学语、蹒跚学步。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照旧住在荒芜的海岛上，母亲很安静，坐在正午的窗前，腌制青菜，烘烤干鱼，或者为她的三个女儿缝制碎花布的小衣裳。
后来，母亲走了，去了巴黎，嫁给理发师。再后来，父亲厌倦了海岛咸湿的风以及咸湿的饮水，带着新的妻子，带着我们三姐妹，迁移到干涸的内陆。成都。一座阴湿的、物质化的城市。
我知道，是从慢慢克服了水土不服的凄凉开始，我逐渐忘记了我的母亲。
苏画。我的名字是苏画。我有两个孪生妹妹。一个叫做苏幻，一个叫做苏鸟。
其实，我并不爱她们。
苏幻与苏鸟。我的孪生妹妹。她们是如此相似，好似这一滴落雨与那一滴落雨。而我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