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的来到归江饭店，在上电梯的时候，她告诉我：“于百家和张闹天天都在这里约会，死不改悔，今天我们来一次四方会谈，搞清楚到底谁跟谁过一辈子？”这也正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气冲冲地跟她来到703号门前。她咚咚地拍门，里面传来女人的尖叫和忙乱的声音。她又拍了几下，门终于裂开一道缝，缝里伸出一只巴掌，狠狠地摔在她脸上。她的身子一晃，险些跌倒。我冲上去，大声质问：“你干吗打人？”那个中年男人抓住我的胸口，照着我的右脸来了一拳，用广东口音说：“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你知不知道？这个疯女人昨天来了一次，今天还来，把我的女朋友都快吓成她了，你知不知道？”
小池缩着脖子站在走廊上发抖。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她的脑子还没有正常，我对着门里说了一声“对不起”，拉着小池朝楼梯口走去。她说：“奇怪了，他们怎么不在这里？原来他们是在这里的，今天怎么换地方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张闹和于百家被公安抓获的那一次就是这个房间，两年都过去了，小池还以为他们在里面。这事刚才我为什么没想起呢？我要是提前几分钟想起这个房间，就不会让她敲门，我们就不会白挨一巴掌加一拳头。
春天的一个周末，仓库门前开来了三辆加长的大卡车，梁主任他们把办公桌、文件柜、书籍从仓库搬到卡车上。报刊、文件和信笺飘落一地，不时有墨水瓶和玻璃杯掉下，破碎。有人清理抽屉，把没价值的纸张抛起来，有人在拆电话线，有人在摘板壁上的奖状，有人把文件拢在角落点了一把火，仓库里顿时冒起一股纸烟。那些废弃的纸张慢慢地从仓库延伸到门口，延伸到卡车的后轮，像是铺出来的地毯。办公用具搬完了，人们陆续爬上车去。梁主任和那个秃顶的男人摘下门口的招牌，丢到卡车上。卡车同时启动，黑色的尾气掀起了片片白纸。梁主任把一串钥匙重重地拍到我手上：“仓库就算正式还给你了。”我说：“谢谢。”
三辆卡车排成纵队拐上铁马东路，一两片纸从车上飘下，在马路上起伏，慢慢地飘高，高到树那么高就狂扭。一阵风刮来，抬起我脚下的纸片。我转身跑进仓库，把角落里的火踩灭。这时，风越刮越大，整个仓库里纸片飞舞，一直飞到檩条上。我看见我妈在纸片里飘，看见妹妹曾芳在纸片里玩肥皂泡，看见那只叫“小池”的狗在纸片里奔跑。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唰唰地流了出来。真不好意思，我都那么大的人了，都快成富翁了，还像小孩那样哭鼻子。
连续几晚，我在床上滚来滚去，盖被子觉得热，不盖又觉得冷，开窗嫌外面的声音吵，关窗又觉得闷，反正、总之，顺手一抓，就可以抓到一大把失眠的理由，弄得自己都害怕见那张新床。于是，每天下班之后，我就躲到仓库里，洒水、扫地，清理那些废旧物品，把自己折腾得全身疲软。几天之后，仓库的地板扫干净了，我摆了一个木工架，提着斧头、锯子、刨刀、墨尺，开始修理歪斜的门窗。十几扇原来关不严的窗门，被正了过来，原先腐烂的木框换上了新木条，碎了的玻璃一一补上，锈了的活页也换成新的。尽管这样，还有几扇窗门在开或者关的时候会发出嘎嘎声，我买了一瓶润滑油，点在它们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它们再也没有声音。关上所有的窗门，那些新补上去的木条特别白，特别扎眼，就像旧衣服上的补丁。我一咬牙，又从我爸的存折里取了一点钱，买了五桶绿色的油漆，把窗户和门板里外全部刷了一遍。这样，仓库就像个刚提拔的厅级干部，忽然抖了起来，连衣着和表情都变了。
没了仓库的折腾，我的精力又多得没地方用，整晚就睡在床上开小差，睡得脑子活了，皮肤木了，再也不想睡了。一天深夜，我爬起来，实在没地方可去，就去看仓库。一对男女正在仓库的角落里干那种事，他们听到响声，看见灯光，立即爬起来，蜷缩在墙根下，把手遮在眼鼻处，全身像装了发动机那样颤抖。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对没有单独房间的民工，我把灯全部熄灭，蹲到门外，腾出地点和时间让他们把事情做完。但是，我抽了三支烟，也没看见他们出来，以为他们抽风了或者疲劳过度，便走进去重新开灯。人不见了，后墙的一扇窗门敞开着，一个窗格子是空的，墙根下全是碎玻璃，原来他们是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来的。我不仅没听到一声“谢谢”，还赔了一块玻璃。第二天，我把那块玻璃补上，在舞台安了一张床，把阁楼上的用品全部搬下来，夜晚就睡在仓库里。很奇怪，那个晚上我像吃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只几分钟就把失眠抛到了窗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早上醒来，我看见刚刚补上的那块玻璃又碎了，碎玻璃上放着一篮粽子，粽子上压着一张纸条，纸条写着：“李三和春桃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拍了拍脑袋，双手提起那篮粽子，来了一个点转，来了一个大跳，再加上一个劈叉，把在杯山拖拉机厂练的芭蕾舞偷工减料地跳了一回，心里就像开满了鲜花。除了为那篮粽子高兴，我还为听不到玻璃破碎高兴，这说明我睡得死，睡得踏实。在仓库出租之前，我一直睡在舞台上，只有睡在这里，我才不知道什么叫做失眠。
一天晚上，张闹终于浓妆艳抹地来了，说她浓妆艳抹，是因为她脸上的粉擦得比原来的厚，眉毛画得比原来的细，衣服裤子显得比原来的贵，皮鞋比原来的尖，手里挽着一个月牙形的棕色小皮包，看上去就像我爸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小姐。她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跷起二郎腿，吊着的那只脚不停地晃动，眼珠子骨碌碌地转，把舞台上下打量一遍，扭过头来盯着我：“你不是说要谈一谈吗，干吗不谈啦？”我又开了几盏灯，让仓库更亮一些，然后坐在床上，双手抱头，不知道从哪里开谈。她说：“你是想好好过日子，还是愿意分一半仓库给我？”
“能不能……不、不离婚？”
“你不是一直想离吗，怎么又反悔了？”
“我想要孩子了！我想当爸了！我有这么大的仓库，枕头边却是空的，我要这个仓库干什么？”我呼地站起来，迈开大步，在舞台上来回走着，“只要你专心跟我过一辈子，从前的那些臭事我都可以掐掉，都可以不计较。不再跟于百家来往，你做得到吗？你要是做得到，我就把仓库的钥匙交给你。”
“这有什么难做？你曾广贤要是早这么大方，我们的孩子都可以上街打酱油了。”
她激动地站起来，提着包向我走了一步。我走到她面前，想抓她的手，却又缩了回来。我连老婆的手都不敢抓，让你笑话了，但当时我真的不觉得她是我老婆，是不是男人跟女人没上过床，就是领一百张结婚证也没有夫妻的感觉？你说什么？现在就是上了一百次床，只要不领结婚证同样没有夫妻的感觉。这么说上床和领证，两者缺一不可，我又扯远了，还是回到当时吧。
张闹说：“你真的舍得把这仓库给我？”我把钥匙递过去：“说好了，你不能再跟于百家。”她不仅不接，反而发出一声冷笑：“别拿这个来哄我，我又不是小孩。明天你把锁头一换，我要进来，那除非爬窗户。”我拍拍胸口：“不信，我可以写张保证书给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不再跟于百家好。”
“好啊，那你现在就写。我要是再跟于百家好，就让我得癌症。”
我拉开书桌的抽屉，揭开木箱，掀起席子，也找不出一张干净的白纸，更找不出一支有墨水的钢笔。我说：“要不，你跟我到新家去，到了新家，我马上给你写保证书，如果你不放心，订合同也行。赵阿姨都说了，她铺那个新床，就是为了让我赶快有个孩子。我第一晚睡新床就没想别人，只想你。”她哈哈大笑：“曾广贤，你不觉得我们像演戏吗？”
“干、干吗像演戏？”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舞台。”
我跳下舞台，把刚才说的又说了一遍。她捏了一把我的脸：“没想到你这么可爱，明天我就搬到你新家去，说好了，你要把仓库的一半写给我。”我点点头。她扭着屁股走出去，那姿势就像蛇。
第二天晚上，张闹真的到了我们的新家，她跟赵山河点了点头，推门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爸，就坐在我的卧室里，不停地玩弄一只镀金的打火机。她的拇指向上一撬，打火机的盖子乓地弹开，带出一串好听的钢声，等钢声慢慢消失，她的拇指一压，打火机的盖子嗒地关上。她的拇指不停地撬，不停地压，打火机不停地“乓嗒乓嗒”。这时，我才发现在她那根应该戴丈夫戒指的手指上，已经有了一颗粗大的戒指，金黄金黄的，起码有电灯线那么粗。我伏在床上写保证书，内容是只要她愿意跟我过一辈子，那铁马东路37号的仓库就有一半是她的。写完，我在上面按了一个鲜红的手印，递给她。她接过去：“你爸都病成这样了，你还舍得把仓库分给我，真不容易呀！”
“小池都疯了，小燕都快当妈了，我折腾去折腾来，都长白头发了，仓库算老几呀？找个老婆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我脱光衣裤，赤条条地钻进被子，“你还等什么？我就不相信我们弄出来的孩子不比他们的漂亮。”
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细长的进口香烟，叼上，点燃，轻轻地吸轻轻地吐，手里仍然玩着那只打火机，好像在故意考验我的耐心。我想二十年都熬过来了，千万不要在这几分钟丢面子，便放慢心跳的速度。烟头一点点地往她嘴边燃去，燃了半截，烟灰也没掉下来。是不是她难为情了？我叭地关掉电灯，卧室里只亮着她嘴边那颗烟头，越烧越红，越烧速度越快，等到烟头熄灭了，我也没听到她脱衣服的声音，倒是打火机又“乓嗒乓嗒”地响了起来。难道她来例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