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害羞而死。她死了，我爸还不知道，曾芳也不见了，这时我才感到害怕，才发觉这么大的城市，已经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不仅仅是这么大的城市，而是这么大的地球，我竟然没有一个贴心的人。
晚上，我独自坐在仓库门口，冷风刮着我的鼻子和耳朵，砖头和水泥的味道从门口扑出来，很浓很重。但是慢慢地，这些崭新的味道隐退了，过去的味道拱了起来。那是于伯伯的尿骚味，赵大爷的烟味，我爸的汗味，我妈的香水味……它们像水倒灌进我的鼻孔，呛出我一连串的咳嗽。到了下半夜，马路上的声音消失了，我竟然想念起我爸来。我竟然想念一个流氓，心里很不服气，希望这是假的，但是它却像一坨铁挂在胸口，伸手一摸就能摸到它的重量。我甚至隐约地觉得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好像我被人骗了，却还不知道那骗我的是谁？
白天，我去找赵万年打听我爸的下落。赵万年说：“你爸现在很抢手，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批剥削阶级的找他，批流氓的找他，批死不改悔的也找他，好像他的身上哪一条都可以拿来做活教材。你到那些批斗会现场去找一找吧，不要光找我们这一派的，别的派也去找一找，有时他们没批斗对象，会把你爸借过去批。”
马路上到处都是买年货的人，眼看就要过年了，我却抱着双手从一个街道到另一个街道，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抹着鼻涕去找我爸。在三合路，我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头被小将们高高地架起双手，好像那双手是往后面生长的。在尚武路的学校操场，我看见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人眼镜被当场打烂，玻璃碴子刺进眼睛，血像泉水那样涌出来。在铁马西路的巷子，我看见一群坏份子被小将们剥光了外衣，躺在冰冷的石板上，四脚朝天看太阳……我看见许多我想都没想到的画面，却没看见我爸。就要下雪了，我还没看见我爸。
或许他在某个地方与我错过了？或许他已经死掉？我真不愿意这么联想，但是当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又不得不这样想。晚上我睡在仓库的阁楼里，白天我坐在仓库的门前。赵大爷来叫我去他的新家，我没去。于伯伯也来叫过我，我也没去。我说：“我要等我爸回来。”我不信到过年那天他不回来。他不回来，就没地方可去，除非他死了。
一天又一天，天气越来越冷，明天就是除夕，到处都是炖猪骨头的味道。这时，天空下起了雪，只半天功夫就把屋顶、马路铺成了厚厚的白。行人稀少，车子打滑，雪压的树枝渐渐地弯下。一个半截人像狗那样从马路爬过来，在雪上拖出两条深深的印痕。我大叫一声“爸”，跑过去。他像没有听见，仍然低头爬着。我蹲下去扶他，他一把推开我：“别碰我！你这个畜生。”我愣住。他的头发已经剃掉一半，俗称“阴阳头”。他的脸上结满了血痂，胡须上挂着零星的雪粒。他的双手和两个膝盖分别堆积着雪团，就像戴着四个棉花做的套子。他向仓库爬去，右腿始终拖着，仿佛一截身上掉下的木头。正是这条被打折的腿，使他变成了爬行动物。我往身后看去，两条印痕从他的屁股底下一直延伸到马路拐弯的地方。印痕又长又深，比马路上汽车压出来的还要扎眼，好像他的身体比那些汽车还重。
我再次蹲下去扶他。他更用力地推开我，吼道：“不要碰我，一辈子也不要碰我！我原来以为告密的是别人，没想到是你。你连我教你用手来回地搓都跟赵万年说了，你到底是他的仔还是我的仔？你给我滚一边去吧，越远越好，再也别让我见你。”我爸骂着，继续往前爬。他不知道还差二十米就会看到家已经不复存在，里面尽是垮塌的砖头。他更不知道曾芳失踪了，我妈死了。他以为他的床铺还在，那个凉水壶还在，家庭还在。我很想把这一切告诉他，但是手掌却习惯性地扬起来，扇了一下嘴巴，话到嘴边又咽下。看着他一步一步地爬向仓库，我忍不住痛哭起来。我一边哭一边把头撞向雪地，用力地撞，快速地撞，恨不得把自己一头撞死……
对不起，我失态了。一说到这里，我总是情不自禁……你怎么也哭了？这是纸巾，擦一擦吧。你哭了，说明你有同情心。现在，像你这样有同情心的越来越难找了。不瞒你说，就连于百家和荣光明都不愿意听我说话，他们像躲债一样躲着我，生怕我耽误他们的生意。张闹就更加过分，她到电信局办了来电显示，还花高价买了一部多功能座机。再多的功能也白搭，她只会用其中的一种，就是把号码事先输进去，凡是我的来电，座机就会响起《茉莉花》的音乐。只要这段民乐一响，她就不接电话。有时《茉莉花》听烦了，她就调成《洪湖水浪打浪》或者《怀念战友》。总之这些年，她没少听民乐，其欣赏水平就像起楼，一层一层地往上叠。我也曾以看孩子的名义去按过她的门铃，那个孩子挡在门缝里，冷冰冰地说：“我妈说了，她不在家。”弄得我一鼻子的灰。
哎，我又说跑题了，还是跟你说说小池吧。
友谊
当时我正处于低潮，妈死了，妹妹不见了，爸还躺在仓库的乱砖上，总而言之我失去了亲人和家园，失去了睡觉的地方，鼻子常常发酸。我把赵家和于家给我吃的掰下一半，送到仓库里去，但是我爸不吃我送的食物，哪怕是他睡着了我偷偷送去的食物他也不吃，好像我在食物里放了毒，他拿起来一闻就毫不客气地丢掉，一点也不心疼，更不会考虑那是我用“吃不饱”换来的。他只吃赵大爷和于伯伯送的东西，都是些包子、馒头和油条，外加一壶寡淡的茶水。
我爸用烂报纸和破竹席紧紧地包裹自己，抵挡寒冷的袭击。他没地方可去，也不想找地方去，一心要让仓库做他的坟墓。我是他不欢迎的人，只能站在冷风中隔墙而望，有时一望就是几个小时，可以看见他卷着席子在砖头上翻身。他翻身就像圆木那样滚动，碰到凹凸不平处，他要滚好几十次才滚过去。我曾经跑进去帮他，他吼得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甚至举起砖头要砸，所以，我只能在窗外看他。那么，就让风吹红我的鼻子、耳朵，麻木我的身体吧，就让北风来得更猛烈些吧，只有全身都冷了、麻了，我的心里才会好受一些，仿佛这样能减轻我的罪孽。
一天下午，十几个砌工背着他们的家伙来到仓库。他们眯起眼睛，在仓库里拉直线，开始了改造旧仓库的工作。他们拉完直线，就在角落里搅拌水泥，然后右手提瓦刀，左手拿砖头，认真地端详。他们除了端详砖头的平直，还掂了掂砖头的重量，认真的程度绝不亚于选拔人才，严厉得像是在给砖头搞政审，生怕那些旧砖不听话，影响他们的工作。凡是他们看不上的砖头，被随手扔出窗口，能用的他们就一刀铲掉上面的旧疙瘩，抹上新水泥，沿着拉起的直线砌条凳。阳光从瓦片上漏下来，落在他们的手上、瓦刀上、鼻尖上，但是随着他们身体的晃动，阳光不断地改变位置，看上去晃动的不是他们而是阳光。仓库里烟尘滚滚，敲打声一片，旧砖头正在为新阶段发挥作用，变废为宝。
随着一排排砖砌条凳的增加，墙角只剩下最后一堆乱砖，我爸就睡在上面。砌工们抽掉一块砖，我爸的体位就改变一下，不断地随着砖头陷落，到最后他的双脚已接近地面，而脑袋还高高在上，也就是裹着我爸的席子已经斜立起来，搁在一旁的瓷碗和水壶哐啷哐啷地滚下。水洒了，馒头跑了，卷着的破席忽地弹开，露出我爸胡子拉碴的脸。必须强调，那是赵山河家的席子，就是我们用来围过狗的席子，现在它正围着我爸。砌工们丢下手中的瓦刀，坐在板结了的条凳上抽烟，烟雾和尘土在他们头顶飘扬。他们轻声地商量：要不要把我爸像扔烂砖头那样扔出去？
最后，他们全都站起来，吐掉嘴里的烟头，拍拍手上的水泥，把席子连同我爸往仓库外面抬。我爸在席子上滚动，就像荡秋千那样滚动，双脚在席子外面踢蹬，嘴里不停地喊：“别，别让我出去，我要死在家里。只要你们再给几天时间，让我恢复一点力气，我就死给你们看，站得起来我就撞墙，爬得上去我就吊颈。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就帮我在横梁上搭根绳子，打个活结，求你们把我的脖子套进去……”
砌工们像丢死狗那样把我爸丢在门外的板车上。板车闪了一下，轮子拖着拉杆滚了半圈。一个粗大的砌工对我呵斥：“把你爸拉到三厂去。”我爸大声地喊：“不！”那可是北风呼啸的冬天，我爸的鼻子很快就冻得像胡萝卜，嘴唇慢慢地乌紫，喊声逐渐微弱，最后再也没有喊的力气，闭上眼睛睡去。我脱下外衣盖在他身上，拉起板车往三厂的方向走。
马路上车来人往，我却听不到声音，好像车和人都是影子。地面铺着半干半湿的黄叶，公交车的轮子从上面碾过，好像也没有响声，倒是我手里的板车把那些黄叶压得嘁嘁喳喳的。第一次拉这么笨重的板车，我没走多远汗水就湿透衣背。打在脸上的风越来越有力，我双腿疲劳得飘了起来。下坡时，板车赶着我走。上坡时，板车拼命地往后拖，拖得我的双手又麻又痛，我几乎就要撒手不管了。就在这时，板车忽然轻了，就像下坡时那样强迫我。我一回头，看见小池嘴里喷着白气，双手搭在后架上使劲地推，细汗挂在她的额头，脸比平时更红扑扑。
小池叫池凤仙，平时大家都称她小池，是我们班上最胖的，原因是她爸在食品站当站长，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吃肉。不过那时候的胖和现在的胖完全是两个概念，那时的胖只等于现在的正常，也就是比大家稍微粗那么一点点。正是那么一点点粗，小池显得比任何人都成熟，她的盘子脸是我们一用“红扑扑”来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