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答复电报，在8月11日早晨送至杜鲁门手上：
我同意您的一切条件，并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一事所作的答复。我尤其同意须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并发布执行投降条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应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之。后者是我多年来曾表示过的条件。（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不满也好，反对也好，盟国最终还是决定同意保留天皇。尽管有“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字样，而不是如日方所希望的保留天皇为“至高统治者”，但仔细琢磨仍会发现，实际上很难说日本一无所获。在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把维护天皇国体作为最后的乞降条件，日方以特殊方式表现出狡黠与顽强。《时代》这一句说得好：“突然之间，帝国事务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务。在此之外，无数人的生与死被放置一旁了。”不仅仅如此，随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证明，围绕天皇废黜或保留的争论一时间最为世界关注，而日本拒绝使用“投降”一词，甚至对十几年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根本不予提及，如此更为重要的问题，则被人们默许了，忽略了，容忍了。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乞降并不像投降谈判，反倒更像在外交战场发动的一次攻势。
《真相》一书写到一个细节：
为了使贝尔纳斯的照会更合裕仁、陆军领导人和平沼的口味，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在与东乡外相讨论之后）和内阁书记官长迫水有意对英文原本中几处关键词做了误译。原文的重要句子中，把“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力应隶属于（又译为“须听从”——引者注）盟国最高统帅”，松本将“应隶属”翻译为“将受限于”。
这一更改可能有助于仍处于极其犹豫状态的裕仁接受和平。第二天，8月12日，裕仁将他对投降的决定通知了皇族。当朝香亲王问如果“国体”得不到保留，战争是否还要继续时，裕仁回答说：“当然。”（《真相》，第378—379页）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此时正在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专门负责远东事务。他回忆说，当《中苏美英对日本照会的复文》于8月11日发出后，他和同事们忙于将这一信息尽快传递到日本本土：
战争愈临近终结而愈令人焦虑不安，度日如年。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协议的投降条件，但要保持天皇体制，国务卿贝尔纳斯就此与盟国协商，大家表示拒绝保留天皇体制的要求。这份答复于8月11日上午11时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向人民隐瞒了谈判投降一事，这样一来很可能会继续拖延战争。因此，战时情报局有责任向日本人民公布所有的事实真相和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贝尔纳斯的答复全文于上午8点29分从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以莫尔斯电码播出新闻电讯，并以短波无线电发布英语新闻，以及用日语通过短波从檀香山发布消息，同时在塞班岛以中波无线电用日语广播新闻公报，当时日本时间大约是凌晨4点。
2．旧金山无线电台同时开动所有波段播送贝尔纳斯声明的日文和英文稿，五十二个小时反复播送，塞班岛的中波电台持续二十四个小时播送同一节目。
3．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日本组把贝尔纳斯声明译成日文，通过战时情报局的联络专线与国务院方面核对后，用罗马拼音字母发电报送至檀香山、马尼拉和昆明。
4．电告战时情报局派驻各地的心理作战小组散发日文传单，并建议五角大楼的第二十空军师准备好B－29型远程轰炸机向日本本土投放传单。为确保文字翻译准确，旧金山电台通过专线与华盛顿逐字核对罗马字拼音字本。传单的标题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亲自审定（阿尔奇·麦克利什建议添进“每个日本人都有权利知道”这句话），然后通过商业无线电话逐字传到檀香山。
5．檀香山用短波发射机向塞班岛播发传真电讯稿，全稿共八页，塞班岛将此传真电讯稿重新排版，用韦本道弗式高速印刷机印出三百万份传单。
全部工作均在从华盛顿开始执行此项方案起的二十九个小时内完成。其中还包括第二十空军师的飞行员们驾着B－29轰炸机把传单投放到东京和其他六个大城市的行动。它比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收到贝尔纳斯声明还早六小时。
切勿把这一切只看成是一群配合默契的熟练的工作人员的技术性的成就；应该指出的是，在把“皇帝”一词译成日文时，我们运用了传统的词汇“天皇”，而在贝尔纳斯答复的正式文本中用的却是“日本皇帝”一词，就此而论，我们的行动似乎使政策更具有了威力。（《费正清自传》，第364－366页）
这里之所以大段摘录费正清的细节叙述，乃是因为，正如他所说，他们的工作真的直接影响裕仁天皇做出了最后决定：
8月14日晚，铃木政府通知美国和其他同盟国政府，接受《渡茨坦宣言》和贝尔纳斯8月11日的答复。在无条件投降戏剧的高潮时刻，促使天皇加速采取行动的是美国的心理战。8月13日晚或是14目的清晨，一张从B－29轰炸机上投下的传单到了木户手中。木户参见天皇并说明了情况的危急。这张最新的敌人传单将政府在一个条件下投降的通告和贝尔纳斯的回复全文都告知了日本民众。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帝国政府将无法再依靠保密向民众隐瞒战败的真实和长期延迟投降的原因。出于对包括批判皇位在内的不断增长的失败主义迹象的担忧，天皇和木户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人民崛起。（《真相》，第383页）
全世界企盼的时刻终于来临。裕仁天皇以直接下诏书和发表广播讲话的方式（即日方称作的“玉音放送”），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宣言》的条款。日本承认战败。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
然而，即便承认战败，裕仁天皇也是以相当含混朦胧的表述，而且诏书中没有使用“投降”一词，反而依然强调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自存与自卫”，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则根本没有提及：
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日本政府，自然也是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对日本所有现代战争价值判断的否定，因此日本政府负有追究战争犯罪的义务。然而，“玉音放送”和随后介绍8月14日“圣断”情况的报道，主要涉及的却是在维护天皇制和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同时，维持秩序。中国战争没有被提及，侵略行为被忽略，军队因他们的忠诚而得到褒扬。在减轻决策人的责任的同时，日本国民被植入了“现今是全体国民分担责任之时”的
观念：（《真相》，苇385页）
在历史转折之际，1945年日本的乞降如此这般演绎而成。
这是一种结束，更是一种开始。不难看出，如今依然困扰远东的诸多问题绝非天外来客：日本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修订，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同无暇顾及也无力改变；后来的中国，则因时局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了矛头所指。相关的历史陈迹，仿佛随着时光消逝而渐行渐远。谁能想到，有一人，它们又将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难解的死结。人们此时才发现，一切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四 由盛及衰之时
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当《时代》驻华记者自修德从重庆赶赴东京采访答字仪式时，老板卢斯电告白修德，他计划安排两个“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分别作为《时代》封面人物，一个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个是中国的蒋介石。时间很凑巧，新一期的《时代》出版是在签字仪式举行后的第二天——9月3日。可能是卢斯的刻意安排，这一次的封面人物是蒋介石。
封面选用了蒋介石的一幅肖像画。身着戎装，身后是放大了的青天白日旗。旗帜蓝色，戎装黄色，面庞古铜色，被《时代》封面惯用的红框映衬得尤为醒目。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是八年问蒋介石第三次成为封面人物了。这一次，举国同庆抗战胜利的历史场面，成了卢斯把蒋介石作为凯旋的英雄再一次推到前台的背景，使之跃上声名的巅峰。
“我非常乐观”——画像下面引用了蒋介石的这句话。
《时代》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中国最终迎来了胜利——战争与外交两方面的凯旋。前景仍未确定，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其前景都未确定一样。但在现代，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这一伟大民族，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时代》，1945年9月3日）
首先来临的重要时刻，是战败者与胜利者签订投降协定。据史料，中国战区的受降区一共有十五个，第一个受降仪式8月21日率先在湖南芷江举行。这一天，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人飞抵芷江。《时代》报道了出现在芷汀的场景：
位于华中芷江的一个盟军机场，阳光照耀，一个重要时刻到来了。一架日本飞机盘旋，随后颠簸着降落。中国军官在等候。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戴着手套，手按在以珠宝镶嵌的武士刀佩带上。他坐上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双方没有互致敬礼。他的身后跟着六名随从，还有行李（包括公文包、茶叶罐、果汁、美国蟹肉）。
在一棵正开花的樱桃树下，看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