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一抖动，又一抖动。
生产队干活一呼隆一呼隆的，人多，效率低。一季麦子收下来，打下来，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天。把这么长的时间拖下来，生产队里的牛忙东忙西没有整工夫犁地，抢收收下了，抢种就种不上。拖着拖着，节令到了，不能再种黄豆，改种绿豆。绿豆不怕节令迟，早一天能收，晚一天也能收。那时候，生产队哪一年的秋庄稼地里都长一两块绿豆，便是这么一种境况的结果。
赶着挨傍晚的时辰，朗照一整天的大太阳要落山了，父亲他们又该赶着牛下地犁地、耙地干活了。
五
这一年，麦收天正赶一场运动的浪尖上。生产队里大事小事的指挥权完全攥进贫宣队人的手心里。贫宣队的人决定把开镰割麦的时间定在一天的晚黑里。那时候经常这样翻花样，白天里松松垮垮的，一到晚黑就来了精神，做一件事可以彻夜不眠，争论一件事也可以彻夜不眠。这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贫宣队的人把社员集中在麦场上，东西南北点燃四盏汽油灯。汽油灯充足气，喷出的油雾燃烧在丝网上，照得人脸发白，人眼发亮。贫宣队的人说，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既要狠抓革命，又要猛促生产。贫宣队的人把战前动员会开得热血沸腾，群情激愤，干劲冲天，一把把镰刀握在社员手里“叮当、叮当”不安分地一片响。散会后，生产队的人“呼啦”一下全拥进麦地里。而后，生产队的麦地里便响起经久不息的“嚓、嚓、嚓”的割麦声响。这声响尖锐，快捷，霸气，连绵不断，又此起彼伏，听起来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心颤。不用说，一夜间上百亩的麦子就狼藉倒下了。夜间割麦，麦茬七上八下不整齐是小事，还东留一溜西留一溜麦，像是一大群猪或是一大群牛在麦子地里奔跑了一整夜。
隔天早，村人停止割麦，运输割到的麦子。经过一夜的折腾，一个个人都成了蔫茄子。惟有地里招展的五色彩旗仍欢实地抖动着。人没有气力，运输麦子全部指靠牛。大车装满麦子需要牛来拉，架子车装满麦子也需要牛来拉。十几条牛陪着村人拉了一天的麦子，第二天还要接着拉，没有丝毫犁地的迹象。父亲仗起一颗斗胆，问贫宣队的人，什么时候才犁地？贫宣队的人知道父亲是生产队的犁把手，每年种地都由他领着村人去做这件事。贫宣队的人斜拉眼看看父亲，说你眼下的活就是把麦子往麦场上运，犁地的活我自有安排。
这一年，父亲怎么也没料到贫宣队的人会从农场借来两台东方红拖拉机，天黑到天亮，一百多亩地翻耕过来了。
大河湾的东边是一个农场，那儿种地不用牛，机械化。种地使用拖拉机，收麦使用收割机。收割机不能收黄豆，秋天农场就少种黄豆，多种红花草。红花草不是庄稼，开红花了，拖拉机翻耕过去，埋地下沤肥料。这般，农场收麦子不急，种黄豆不急。贫宣队的人去农场一联系，东方红拖拉机就“突、突、突”地开将过来了。农场帮助生产队犁地不要钱。那时候有个名词，叫工农大联合。秋天，农场黄豆割不完，生产队的社员也去帮忙收。
两台大红色的东方红拖拉机怪头怪脑开过来，往生产队的地头一停，父亲傻眼了。显然，父亲等候大半年的犁地活被这个横行霸道的家伙争抢去。父亲当时心里的一分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父亲远远地呆愣着，想着心事，憋闷的委屈总不能去跟拖拉机说吧。父亲找到贫宣队的人，说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不能用拖拉机犁。贫宣队的人问，为什么？父亲说，拖拉机犁地犁得深，把地下深处的生土翻上来，种庄稼也歉收。贫宣队的人说，农场年年不都用拖拉机犁地？父亲说，就是人家年年用拖拉机，深处的生土才熟过来。贫宣队的人不想跟父亲说种庄稼的理，压低嗓音问父亲，你莫不是想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吧？父亲憋满一肚子的话“咯噔”一声咽回去。
那年月就这样，遇事怕上纲上线乱分析。这么一分析真理也成谬误了。
这一夜，两台拖拉机的轰鸣声始终盘旋父亲的耳边，久久不愿逝去。父亲一夜没睡，一夜没睡的父亲也没办法去阻止拖拉机的怪吼声。这一夜，辗转床上的父亲猛然感到他固守着的某些东西正被时代的手一点一点地剥脱去。
拖拉机能犁地，能耙地，却不能播撒黄豆种。这年夏种留给父亲的似乎也只这么一点农活了。
当父亲明白拖拉机无力播种而贫宣队的人又实实在在把这项工作交给他时，父亲陡然缓过精神，一种与土地失而复得的情感瞬间潮水一般涌满心间。上百亩土地不能一个人撒种，七八个人一齐撒。父亲自己不撒，专门监管其他人。谁由东向西撒种，谁由南向北撒种。七八个人交叉又不重复。黄豆种撒进地里，拖拉机还得耙一遍地。拖拉机没走，停地头，不熄火，“突突突”地高速运转着。父亲他们撒完种粮，两台拖拉机拉着耙，南而北，东而西，耙一遍，冒一股黑烟，一转屁股跑掉了。一季庄稼就这样种完了。往年里，这种时候应该是父亲最轻松的，最惬意的。这种轻松是劳累之后猛然放下的轻松。这种惬意是做完一件大事之后的惬意。父亲这年没了这种感觉，回家的路上，一直沉重地走着，头脑里理着怎么也理不明白的时势云烟。走着理着，父亲的一张脸突然变得煞白起来。紧跟着，父亲的两条腿“哗啦啦”地抖动像筛糠。旁边的村人问父亲怎么了？是不是病了？父亲摇摇头，上下牙咬得铁紧，什么也没说。
简单地说，父亲撒种撒错了斤两。拖拉机犁出的地，泥块大，泥土生，出苗率相对要低。这样每亩地的种粮数就不能按往年的标准了。俗话说，种不出好庄稼一季子，娶不着好老婆一辈子。这上百亩的庄稼苗出稀，要少收多少粮食呀。父亲连想一下都不敢。当然出苗稀的原因父亲可以把它归结为拖拉机种庄稼不好，也可以归结为天旱天雨影响出苗。也许父亲一口气可以归结出十几条。可事情的关键是父亲的一颗良心不安呀。
父亲最终还是跟贫宣队的人说了。贫宣队的人像对待阶级敌人似的，又喊又叫，甚至叫过两个拿枪拿绳的民兵都准备把父亲捆上送大队里去了。贫宣队的人压一压心里的火气，猛然笑起来。贫宣队的人说父亲，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心眼呢？黄豆种撒也撒进地里了，稀不稀只有天知、地知、你知，瞎嚷嚷什么呢？父亲说，一个人活着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呀。
结果，父亲一个人把一百多亩黄豆种补下地。补撒黄豆种难，不能撒多，不能撒少。这活也只有父亲会干。父亲独自一个人干了大半天，一双腿走酸了，一只胳膊甩肿了，一颗心却塌实了。一把两把，一个时辰两个时辰……
曾经沧海难为水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地方，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那部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为之不禁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之一。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７７９年，死于公元８３１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正史是这样称他的：《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足以说明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喻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之时，还是在他死之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七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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