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所进展，非常高兴。目前文坛上轻率之风日盛，像你这样深知写作艰难的同志实在不多，使我不禁要引你为同调。也许我们在年龄上有所差异，愿与你成为忘年之交。如有新作，如蒙惠寄，当以先睹为快，如你愿意，我会给《当代》发表。
敬礼
秦兆阳
８４．８．４
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姐姐的高中课本上见到过“秦兆阳”这个名字，后来又知道他是“大右派”。对我来说，所有这一类人都肯定不是凡人，即便是“坏人”，也是伟大的“坏人”，一般人只能是仰望。这样一个像星星一样遥远的大人物现在忽然给我来信，要跟我“成为忘年之交”，真让我不知所措。
我１９７９年在《十月》发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１９８０年由《十月》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文讲所据说是丁玲创办的，办了四期，就因为“丁陈反党集团”案停办了。文革后续办，故称“第五期”）学习；半年后回到江西，被有关部门从县文化馆调到省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先前在县里舞文弄墨，玩票而已，而今事惹大了，实不知怎样当这个“专业作家”。之后有两年时间，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苦苦写出的东西，屡遭退稿。１９８４年情况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转机：短篇《惊涛》给我带来第二次全国奖，中篇《天鹅湖畔》也多少有一点反响。但我的状态仍旧是糟糕，对自己全无信心。
秦老信中的“吉晋东同志”是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晓蓉老师，她来江西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的会，不知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回去也不知怎样向秦老讲到了我，使我收到这样沉甸甸的一封信。我感激她，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荣幸难以承受。
回信折磨了我好几天，比写一个中篇还难：
秦兆阳老师：
您好！
接到您八月四日的信，先是一惊，继而是非常感动。这使我惶愧不已，真是不敢当。这之前，我做梦也不敢想这样的事，尽管您的爱护青年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并不是“未曾识面”。我是有幸见过您的。第一次是八〇年春，《人民文学》请您给我们几个人（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天津的冯骥才）开小座谈会。我那次是去进京领奖。您当时用很大篇幅谈了《小镇上的将军》。我紧张得要命。那时候，我是莽莽撞撞地很紧张瞎闯到文坛的，对文学创作远没有您说的那么多自觉性。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获奖作者吃饭，您很诚挚热情地希望作者们在“人文”出书。这也使我很感动。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用得着约稿吗。第三次是您到作协文讲所来讲课，我就坐在下面同您正对面的第二排座位上。后来，您是蒋子龙、陈国凯同志的指导老师，还有古华同志也得到您的热情扶助，我从他们那里也常得到一些关于您的信息。我这人很没出息，加上久居乡间小镇，造成我的孤僻拘谨，任什么场合也决不敢趋前的。何况，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以能到这种场合来，完全是由于幸运、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实写得很苦，一直在失败的痛苦里挣扎，几乎对文学绝望。写《小镇上的将军》之前，我对文学只是一种天然的爱好，偶尔试试，只图发表一下罢了，根本没有想过获奖，乃至当“作家”——当然我至今也远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以后来，我只好咬紧牙关，从基本功练习起：结构、语言、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主题的开掘等等。这些年，我埋头做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是就写小说而言。当然也还有理论上的学习，经常到农村去等等。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有些读者来信，说看了我的小说，很难看出作者的经历。蒋子龙同志问过我，说很奇怪，和我上下年纪的人都是写知青题材出名，怎么没见我写一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缺乏开掘生活、题材的能力。其实，同一些在同类题材上写了不少好作品的同志比，我的这方面的经历是更为丰富的。１９６４年我初中毕业即下农村，然后在乡村里目睹了整个非常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自己也有一年多陷入冤狱，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一个大面积的假案，后来由中央推翻了），这期间，亲眼看到许多非常可爱的男女朋友流血、自杀。可以说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感情是很大的锻炼。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已经不太脆弱了。后来写《小镇上的将军》，我是溶进了这种思想感情的，只是读者不能那么直观地看出来。在农村呆了八年，１９７２年我到了县城，干的是临时工，凭白纸条领生活费。这样干了五年。五年里得到不少好人，包括县级领导同志的帮助，到１９７６年有了正式工作。１９７７年调到县文化馆工作，闲得没事就写小说，写了十几篇短篇，都是废纸，到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写出《小镇上的将军》，到后来就居然在地方上好像“混出了一点样子”。我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些年疲于为生活奔波，对文学虽有爱好，修养上的准备却是空白，一点儿也不能神气的。这样从北京回来，我就老老实实地龟缩在角落里，哪里也不敢去，什么“笔会”呀、“讲学”呀、“座谈”呀，都决不敢从命。创作不多活动不少，难道不是很难堪的事吗。这谈不上虚心，只是清醒些罢了。
从去年起，我开始有计划地对原有的生活积累作了一些浅开发。这次寄您指正的“下湾州纪事”两篇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下湾洲是我插队的地名化过来的。以此寄托一点怀念。我已用这个题目写了两篇，在《文汇周刊》发表了，往后我还将写若干篇。一方面由此对短篇写作作些摸索，另一方面希望由此增加一些技术上的准备，写这些短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一部长篇作准备。这部长篇背景是十年动乱，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农村的那段经历。这个计划我一再提起，又一再搁下，一是怕才力不够；二是我又有些好高骛远，不太愿意用一些浅薄的牢骚或豪言壮语，或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赚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眼泪。但我又觉得，我还没有把握站得很高。您在文讲所讲课时，讲历史的大真实给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强烈；可以说，您那次讲课，是我一再放下这部长篇写作的一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历史感，不能使人增加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不能增加人们对民族、对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自信心，那是很难谈得到真实的。我担心的就是我还不能把握这种历史的大真实。这部作品写完之后，我大概顶多还会写一部现实感强些的长篇。力量大概也就会耗尽了的。与其写些敷衍的文字耽误读者的时间，还不如老实罢笔。这就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计划。已经耽误您许多时间了，不写了，很对不起。
我非常感谢吉晋东老师这样非常热情、热心的人。在我略有一点进展的时候，就给我极大的关注。你们这样对后进的关心，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特征吧。这种无私、真诚的关心，对一个在艰难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温暖。
寄去的这两个短篇，请您教正。这两篇的想法是对现实生活提一点探幽的意思。有些至今仍对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人，肯定认为，道德同金钱成反比，这在当前现实中看自然是很陈腐的观点。但反过来，绝对认为成正比，也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没有人明确这样说，但有些文学作品却是这样表现了，似乎农民有了钱，就什么都变了。灵魂深处的因袭的负担就那么容易消除了吗？毫无疑问，净化和美化灵魂，对任何人都是必须的。而生活是光明的，生活的趋向更是光明的。这些意思小说是否讲清了，我也没把握。只是一心想尽可能把短篇写短点。您看不行就退给我。如觉得可发《当代》，我自然很高兴。由您转，编辑老师会不会怪罪我，说我这人不像话，竟让您劳神？我有些担心。我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治血吸虫病，打算不久出院后，写个扎实些的改革题材的中篇给《当代》，如能写出，到时再打扰您指正。不过也可能写不出。最近一段我想集中精力把《下湾洲纪事》一组十来个短篇写出来。
好，再不打住就真不像话了。您那么忙，我的字又像狗爬，改也改不了，真是惴惴。
叩颂
撰安！
江西省文艺研究所陈世旭
八月十二日敬上
如今看来，这封信知人论世的幼稚和浅薄是再明显不过的。就秦老来说，敬业，责任感，对青年的关爱，这是一种品格。任何社会都会有具备某种品格和不具备某种品格的人。就小说来说，这样无知可笑的认识，能写出怎样的“佳作”来，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除了那两个加起来不足一万字的小短篇，我手头上什么稿也没有。我把小说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明明知道那两个短篇毫无意思，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现在却寄给了“秦兆阳”，并且指望《当代》发表。真是神差鬼使！人要是犯起糊涂来，根本就无可救药。
更使我觉得罪过的是，秦老竟然没有嫌弃这样的文字垃圾，不仅看得极为仔细，而且写了极为仔细的意见。其字端劲，一丝不苟；其心切切，恨铁不成钢：
陈世旭同志：
首先得说明：我不是退稿，是就原稿跟你交换意见。至于我的意见对不对，则由你考虑，也许可供参考。
１．《恩怨记》的缺点，我认为正如你来信所说的，把握历史感不够。代仁和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虽未当过干部，总也经历过新社会中的许多事情，他的“古板”的遇事认真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