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翻了一些资料，知道了一些原子弹方面的术语。他又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浙江绍兴人。问我多大了，我说２５岁。他说那是鲁迅的家乡，文人多着呢。这个时候彭老总在旁边，毛主席又问我，你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说在军委办公厅外文秘书处工作。彭老总说就在张伯恒处长那儿工作。毛主席又问张伯恒是谁呀，彭老总说就是从苏联回到延安给朱德同志当俄文翻译的那个张伯恒。毛主席还记得起来，说，哦，那个张胖子吧。彭老总还讲了几句原子弹氢弹这方面的术语，基本上是从张伯恒处长那儿了解到的。毛主席又和彭老总说，这次咱们的军事代表团不是也来了吗，叶剑英同志不是也来了吗，来了这么多将军，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点儿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毛主席又接着说，同志们，大家等一等，今天我们晚上看的电影是苏联军事秘密影片，大家要注意保密，不要到外面随便去说，我们这些人知道就行了，不要扩大范围。
专家人才此时已经越来越集中，铀矿资源看来也前景不错，老大哥又如此愿意帮忙，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兴高采烈，满怀希望。
三人行
１９５５年２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了两道调干通知：一道是通知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四省区，为三○九队选调干部１９３名，限三月底调齐，在长沙报到；另一道是通知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六省区，为五一九队选调干部２９４人，限三月底调齐，在乌鲁木齐报到。
除此之外，因为铀矿勘探是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所以又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后来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５００名志愿军无线电通讯兵。
这样大规模的人马调集，是缘于一个多月之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在中国联合寻找铀矿的建议。苏联希望中国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能向苏联提供。而苏联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事出有因。本来，美国在研制出原子弹之后，对于是否研制氢弹曾进行了多年争论，为了独占核优势，防止苏联也拥有原子弹，负责制造美国原子弹的格罗夫斯将军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购买高品位的铀矿石。但苏联于１９４９年８月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便促使杜鲁门总统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决定研制氢弹。两年后，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并且大力投资开发南非的铀矿资源和加拿大新发现的铀矿床。苏联为了和美国一较高下，也于１９５３年宣布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着手扩大核武器生产计划，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购买铀矿石。但这两个国家又资源有限，所以苏联就想到了幅员广大的中国。双方将这一事项定下来之后，苏联很快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规模快速度地展开勘察工作。双方成立了一个中苏委员会，地质部又成立了一个第三局，局长是原来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雷荣天，副局长是安桐馥和高之硏。
国家对铀矿地质的重视程度是如此异乎寻常，让下面具体干工作的人既感到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国务院时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许多时候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刘兴忠说，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那时到国务院来汇报地质工作，李四光带着刘杰，带着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长，原来是成都市委书记，带着个我，我干什么去了呢？我是挂这些图，坐在记录席上。会上人很多，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郭沫若也参加了。李四光汇报，汇报了一气，总理就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说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来谈。李四光个儿很高啊，一米八，他罗锅个腰来汇报工作不行，总理对李四光是非常尊重的啊！后来总理一边听汇报，一边问刘杰来了没有？刘杰赶紧站起来，我来了。刘杰我问你，你们在农田打钻，赔偿不赔偿人家青苗啊？刘杰说赔偿。后来又问宋英，宋英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学地质的，后来到成都当了一段党委书记。他们见到总理都是必恭必敬的。汇报的中间，上了一些点心，总理说大家吃点东西吧，点心。那时候我都非常惊奇的，上了什么东西呀，黑面的包子，素馅包子，粉条，一点儿肉都没有，而且面是黑色的，一人放了一个，我那个记录席上也放了两个。汇报完了以后，总理又留大家吃饭，他说我这儿有晚饭，请大家留下吃。李四光说咱们走吧，就回到地质部了。
湖南三○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是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勘探大队的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都由苏联专家担任。三○九队的队长是康日新，五一九队的队长是齐俊德。地质部负责在新疆组建五一九勘探大队的是张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１３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行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３０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４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把那一大批干部调来。１９５５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３月５号去的，我们１３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吉林诺夫，总工程师，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还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也停，到西安也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个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阿尔包汉请吃饭，那都很重视啊。五一九大队刚成立的时候，王恩茂都来看。那时候国家特别重视、支持，一听说搞这个都是开绿灯。到了乌鲁木齐以后，佟城去联系，找到新疆的领导，最后派齐俊德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佟城去了以后落实了这个，我们就开始到地质局搜集资料，搞新疆的地测图，在波波夫的指导下，准备普查。没有房子，在乌鲁木齐的南洋，冶金部系统新盖的招待所没用，我们就住那儿。后来我们到黑杉冲重新自己盖队部，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五一九大队在新疆成立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了铀矿放射性普查。杨士文他们在专家指导下，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的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但说是中方技术负责，实际上当时是跟人家学，我们那时啥也不懂嘛。我们虽然很多是地质学院毕业的，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种煤矿，跟苏联专家勘察，以后就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嘎斯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都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也大，帐篷，人少了支不起来，所以条件是很恶劣的。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４２０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
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我根本不懂，是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个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他挺愣，开到精河县，要进山沟了，车不能开了，就找一个蒙古的老头儿。那个沟啊，过去国民党一个师都在那里打败了。找来的这位蒙古老头没有七十也有六十五六了。蒙古人都会骑马，苏联大学生人家也会骑，就我不会骑马，就给了匹老红马。过阿莎勒那条河的时候，河挺宽、水挺急、挺凉，快到岸了，我后边驮着行李，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就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那边绿的红的挺好看。从书本上看，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就这红的绿的，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根本不是什么铀矿石。这时候天就黑了。回精河县还有７０公里，人家都会骑马，我不骑这７０公里怎么办啊，就那么硬着头皮熬到家了。咱们三个人，我是中国人，大学生是苏联人，那个老带队的是蒙古族，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也不行，比如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