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５０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食，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３６００里，十五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二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我们那时到处去求援，我原先是三五九旅的，所以新疆我很熟，王震在那时嘛，我到那儿求他们支持，他们问我你要什么，我说凡是能吃的我都要。这时候确实特别紧张，因为危机一直存在，中央就让我们赶快疏散，上边甚至说，你们再晚一些撤的话，去飞机运也来不及了。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我们那里几十里地没人烟，最紧张的时候只剩了几天的粮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向外边跑。但是这么大数量的职工向外疏散很困难，又是冬天，在路上那是很困难的，不饿死也肯定会冻死，所以走出去也很困难，再说也找不到地方安排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分析了整个情况以后，我们向上级提出来，说我们在这里坚持，希望尽量给我们支援，我们想办法渡过难关。因为真要一撤走，损失太大，将来再恢复，那得耽误好多年的时间。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正好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所以，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两厂子。所以，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没有粮食吃，哪儿弄粮食去啊！后来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如果一撤人，原子堆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所以，我们一考虑啊，整个的工作不能撤走，一撤走，设备也坏了，将来再恢复那就难了，那就得拿炸药把它全部炸掉。后来我们跟甘肃省的人谈，汪峰那时候是甘肃省委书记，他也到我们那个厂去看，我就在那儿，我接待他。后来还是让地方想想办法，挤点儿粮食，给我们，保证我们这两厂子，我把这意见跟部里也谈了，部里也同意这个意见。当时费多大劲啊，几万人在那儿，从零搞起呀，在戈壁滩上搞出这么一个厂子来，搞成这样了，现在一下子要撤，那设备多不容易啊，这帮人都多不容易啊。后来，中央从外地调粮食，我记得从新疆那儿调来一些粮食，从武汉调来一些咸菜什么的，就是有点儿营养的东西吧。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２１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人们那时候吃饭都愿意最后去，因为有时候会剩下一点土豆渣。可以多吃个一星半点的。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到那个时候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这个问题很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也是大局。聂帅说你没粮食的话，我调军粮给你。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确实是难以处理的。两个大局，都是国家的大局，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适当的减了一些。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职工，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及在这里施工的建筑队伍的职工约有五千来人跑了。这些人也确实是出于无奈啊。当然，那时我们部里也有一种提倡，鼓励人们自谋职业。但不管怎样，我们减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我们工程的进展。当时有些厂子，不仅仅喊口粮的问题，还讲到了困难，说我这个地方生小孩都不够分量了，我现在急需要奶粉，我急需要苹果。我接到电报以后，我说我哪儿去找奶粉、找苹果去啊！我那个时候曾经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去过。到了以后，哈，部长来了，特别招待啊！招待什么东西呢？在保卫科里边，有一个花盆，里边种着一颗青菜，他们给我炒了炒，说这是我们惟一的青菜。那个时候聂荣臻元帅和周总理就下了极大的决心，要海军去捕虾，从商业部调黄豆，请各个地方支援。那个时候给专家一个月一斤黄豆和白糖什么的。我们提出来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情况下，那疾病都来了，浮肿啊，你没有这个人的话，你怎么行呢？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没办法啊，只能想尽法子把这个难关渡过去。另外，我也批评了他们的一些现象，我说你们一边困难，有人一边成天打麻将，我说不打行不行，憋不死人吧。
西北的厂子没吃的没烧的，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虽然多少比其他地方似乎要好一些，但这里的人们也大都饿得浮肿了一圈。刘文瀚说，在１７号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亭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１９６１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窝头里面加一点儿豆粉，就稍微大一点儿，我们说这点儿黄豆，说不定都让炊事班给吃了。我们有时为了填饱肚子，喝清水酱油汤，夜里起夜的次数就多了。食堂里开始是要票喝豆浆，没票你就喝不上，有一次这豆浆没喝完，剩了还有半桶，让大家随便喝。我们一个同事叫图文华，肚子饿急了，就猛喝猛喝，喝了很多。后来跟我一起从塔院走回来，往办公室椅子上一坐，一坐不是压那个肚子嘛，这个豆浆就从嘴里流出来了。从古到今，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就是吃啊。
我只知道山药蛋
最初，中国原子弹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１９６２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１９５７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１９５９年８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３年突破，５年掌握，８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１９６１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７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召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七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一些其他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个是了解情况，一个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议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个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个就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