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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刚成立，就接二连三研究有关原子弹的一系列事宜，为二机部调集人马，确定协作项目，解决大量的设备设施问题，对刘杰而言，反而感到了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周恩来在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常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
刘杰说，专委会成立以后呢，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的。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时在专委会上一提出来，就使主管经费的领导为难。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们以前没干过。那时心里也没底，骑驴找马，有时布置的头绪多，提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才会发生像白白费劲研制那种化工液体产品的事情。赵尔陆不是说了嘛，倒也倒到你二机部去。那时还从军工调来一批同志，他们是学苏联那些规矩的，所以到二机部一看，就说二机部的管理太不正规了。包括赵尔陆同志也批评过二机部管理不正规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非驴非马，我开玩笑说，非驴非马是骡子，有杂交的优势。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当时是特殊情况，正规管办不了事啊。当然，提意见的人事后证明也没什么不对。那个时候，聂总对这个事情也钉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就是范济生啊，刘长明啊，还有一个后来据说是自杀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经常向聂总汇报。那一次北戴河会议上说上马下马，他看起来对二机部建设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了解。但是呢，他是从整个的战略上来考虑。所以，他不是组织了个专门小组来看，后来不是写了个报告嘛，里边肯定了，说只要是加大了措施，那上面也有句话，争取１９６４年是可能的。那么后来呢，聂总他主要的问题是在确定两年计划之后，他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来进行支持，采取各种措施，调军队来支援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保障。他曾经给我打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就是带来了鼓励，树立了信心。他也曾经批评过我，说刘杰你刀子不快啊。因为在当时，人们最困难的时期，确实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说是我处理的不坚决。比如有的厂子里那么困难还打麻将。战争年代就给了我们许多经验，就是一切都要有计划性，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周总理在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上就特别强调，为了力争实现既定的计划，二机部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制订出详细、具体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并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促其实现。如果经过各方面的一致努力，未能如期实现，即或推迟到１９６５年实现，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个时候我们提出来要搞个两年规划，聂总也讲了，说这样好，这样有个目标。目标定了以后呢，还要搞个具体的规划，然后一切就按照规划来执行。所以，中央专委开会，确定了１９６４年爆炸这个目标。紧接着二机部就考虑了，就搞这个规划。那么制定两年规划如何具体运作，我提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根据生产建设和科研任务，先倒排年月，即按最终完成日期往前面排，借以暴露工作衔接中的矛盾；然后再顺排年月，即按工作向前推进的顺序往最终目标排，定任务、定进度、定措施、使规划步步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全部范围的综合平衡，使这前后衔接，左右配套，环环紧扣，最终把实现两年规划的各项要求都落实到实处。成立了一个专门搞规划的办公室。
于敏说，一项大的工程，做好正确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原子弹是这样，随后我们的氢弹更是如此。氢弹是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的系统，所以领导预见到要早做准备，在原子能研究所找一部分人先从事氢弹原理预先研究，这时是１９６０年底了。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还是工作条件。但是大家有爱国主义激情，无私奉献精神。主要靠的是我们非常细致、深入、活跃的学术气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研究，后来证实，当时发现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基本是正确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刘杰和钱三强是很有远见的，对我们这么快突破氢弹是英明之举。但是，和过去不同，现在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正在由过去的核威慑变为实战。第二是它们正加紧反导系统的研究，使得对方的核武器发生不了效力。而防御了对方的核威慑，就成为新的核垄断。中国当初费了这么大劲研制核武器是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嘛，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核威慑能力，我们就等于是退回到了上世纪的５０年代。这个事情必须加以重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