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试验的布局和主要内容都十分清楚。
刘杰说，试验了之后，总理说是他要看这个试验的结果，就把前方的电影片调来放映，我陪着总理看。那时候没到前方去，在看这个片子的当中，那个时候还没有解说啊，就只有一个人在旁边口头解说。爆破光线很强烈，有些片子被光线烧焦了，一段出来画面，一段又没有了。爆炸的情景，地面破坏的情况，铁路弯曲了，坦克、大炮，炮头都弯了，实验的动物，什么狗啊马啊猴子啊等等。同时也看到了在地下室掩蔽的情况，一个猴子在这里边，桌子上有一个保温瓶，在爆炸的一刹那，那个保温瓶动了一下子。猴子也跳起来了。片子放完了，总理最后说，我们胜利了。所以，我就说平生最大的教育，就是搞原子弹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就是历史的精华，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面，在一定程度上把力量集中起来，成为局部的优势来突破它，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啊。
宋炳寰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于放射性微尘飘移到下风方向居民区要有一段时间，监测站的监测人员侦察测量、化验分析放射性微尘要有一个过程和时间，我们１７７办公室在１０月１７日２０时才收到２０号办公室传来的有关监测站对下风方向地区放射性微尘监测数据的电话报告。１７日晚，刘杰部长看过电话报告的监测数据后，立即要我坐车接来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徐海超研究员，同他一起研究讨论监测数据。徐海超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射线防护问题的专家，看了监测数据后，他认为被监测的地区中，有的地方空气中放射性微尘的浓度已不容乐观，需要赶快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
刘杰说，徐教授来了一看，一分析，他就提出来了，说敦煌附近这一带可以说是辐射得比较严重，放射性严重。就是喝的水是不能用的，大家都要戴上口罩，做各种预防，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再进一步推论，兰州以西河流的水不要饮用，这一带的蔬菜吃的时候也都要洗净。他一说这种情况，这问题就相当严重了。我说这个赶快报告主席，赶快报告总理。我说总理啊，和教授研究的结果，这个核沾染问题是相当严重，这样一来的话，究竟会怎么样，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问题看来比较严重。总理说马上来，这时已经到了凌晨３点钟了。这个教授和我一起就到了总理办公室，我说请教授给总理汇报，徐教授呢就一五一十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向总理汇报了。他说，国家规定的工作场所空气中放射性强度标准是１×１０的负１２次方居里／升。现在敦煌有的地区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当时，究竟怎么办，我看总理踌躇了相当一会，然后问教授，你这些数据，你现在推断的可靠性怎么样？徐教授说，根据我过去从事研究工作这样一个推断，我是这样的看法。总理感到问题重大，但他很冷静，他说在敦煌地区居民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一些要求是可以的，但不要轻易说成是防止放射性微尘沾染而采取的措施。要慎重，不要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有可靠的根据。现在的问题是放射性沾染对敦煌有的地区居民的影响究竟如何，缺乏可靠的根据。徐教授这时建议说，可以对敦煌地区居民做人体抽血检查。总理说，可以，但先给驻敦煌这一地区的部队战士验血，因为他们在最前线，根据对他们验血的结果再决定下一步措施。总理的用意是避免引起人民的惊恐。接着，总理要军事秘书王亚志把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请来。杨成武副总长在大约１０月中旬前后一段时间里，就住在中南海离总理很近的地方，以便协助总理及时处理因核试验可能引起的一些紧急问题。杨成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西花厅。杨一到，总理就把徐教授介绍给他，说徐教授有什么要求，找你，你给他解决。过了几天，验血的结果证明，他们摄入的剂量都还在允许的范围。好。这一下子都放了心了。所以，爆炸以后又折腾了一夜，到凌晨天快亮了我才回家。那时候我的心情真是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啊，最后终究成功了。我出来时，门口有一个警卫的战士，我就向他讲，我说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对参与原子弹制造的这一代人来说，当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什么样的底子，都是十分清楚的。李觉说，李宗仁后来不是也说了嘛，我们过去连辆自行车都造不了，更别想原子弹这么尖端的东西了。我们的原子弹能够制造出来，绝不只是一群特殊的人干了一件特殊的事，也绝不仅仅是受到表彰的那一部分人搞出来的。做一次核试验，牵涉到的人成千上万，没有正确的决策干不成，没有爱国热情也干不成，没有大力协同，更干不成。现在国家有些进步了，时代好像不一样了，但我看到什么时候都跑不脱这些个东西。记得第一次我们搞冷试验的时候，我觉得条件已经成熟了，有些事情也不必搞得那么太神秘了，应该把其他有条件来看的兄弟单位请过来，让他们也看看，也算对他们资源性工作的回报。那次我就把青海一个地质队的队长和书记都请到我那里，和我们一起过春节，感谢他们。最初就是他们翻山越岭辛辛苦苦找到铀矿原料的，没这个，那我们也就说不上什么原子弹。所以我把我那个玩艺儿给他们看，说这就是用你们找的东西做的。他们一看，既惊讶又激动，半天不说话，都掉泪了。
两年零八个月之后，即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当量为３００万吨的氢弹。
蓝海胆
周建新
周建新：男，满族，１９６４年生，著有长篇小说《大户人家》等四部，曾在我刊发表中篇小说《大海沟》、短篇小说《收获》（获第三届辽宁文学奖），现任职辽宁省葫芦岛市文联。
天阴得很沉，沉得满世界都在忧郁。海鸥缩进岩缝，倦怠觅食；知了趴入树皮，不爱鸣唱；海岸上见风就摆的柳枝，低头沉思；就连勤快的海浪也变懒了，不愿推动大海。
这样阴郁的天气，范天仓却快活起来。他裸着上身，搭个汗渍渍的短衫，走出潮湿的小屋，屈着狗一样的鼻子，嗅向天空。乌云懒洋洋地堆在低空，不走也不动，一股别样的腥味滑下天空，浓得直呛鼻子。这个背靠辽西走廊，紧临辽东湾的小渔村，成天浸在海风中，把村子都腌成了咸鱼，闻到腥味，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这股腥味，不是海水特有的鲜灵灵的鱼腥味儿，而是天上掉下来的土腥味儿。
哦，要下雨了，下大雨了。范天仓心里想着，欢天喜地往屋里跑，对着自己的儿子小满和儿子的六七个男同学喊，孩儿们，机会来了，跟我到海里过个瘾，打海蜇去。
能在禁渔期随渔船下海，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孩子们当然高兴。这群来自县城高中的孩子们，没有几个坐过船的，有的甚至连海都没见过，趁着暑假，都想跟着小满见见世面。听说能出潮，小满喜出望外，终于没在同学面前栽面子，他得意地做着驾船的动作，骄傲得像个老船长。
天依然阴得很沉，没有风，也没有雨点儿。范天仓没有带着孩子们去拴着渔船的小坞码头，那里有荷枪实弹的边防武警看着，又有港监的人日夜盘查，码头里一百多艘渔船，像战俘一样，被牢牢地看在里边，想出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海蜇，辽东湾的渔业资源几近枯竭，禁捕期越拉越长，政府是越看越紧。去年，禁捕令解除的前一天，潮水涨得特别满，海面上浮动着一片片快活的小伞盖，一个渔民再也受不了这白色的诱惑了，要知道，早出潮几个小时，多捞一潮海蜇，就能多赚个十几万，谁承受得了这样的煎熬。那个渔民不再顾及禁令，也不怕边防武警的鸣枪警告，驾着船就往海里跑，结果被边防武警一枪打中了脑门，船没人开了，泊在海里，随风飘摇。
当然，范天仓不会铤而走险的，孩子们才十七八岁，一个个都是大学的苗子，真的有了差错，他会后悔一辈子的，他有他的计谋。出海弄潮二十几年了，老天的臭脾气，他摸个差不多了，何况还有天气预报帮助他，他会利用天气，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孩子们过个瘾，让自己大有所获。
和每次出潮一样，范天仓先去了天后宫，拜一拜海神娘娘，祈求风平浪静，祈求舱丰船满。和每次出潮不一样，这一次，身后尾随着一群孩子，他更需要平安了。
天很暗，天后宫更加幽深了。好在海神娘娘的神像前，有两盏电灯装饰成红蜡烛，才使海神娘娘依旧神采焕发。范天仓规规矩矩地站立着，凝视着海神娘娘。海神娘娘有一千多岁了，还是那样细眉善目，年轻而又美丽，杏花般的脸散发着瓷一样的光。
每一次祭拜海神娘娘，范天仓心中总会泛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可每一次他都把这种激动暗藏于心，决不表白。他焚上三炷香，高高地举过头顶，虔诚地跪下去，嘴里默默地祈祷着。
身后的一个孩子，露出了满脸的惊奇，大声说着，小满，小满，我发现了个秘密，你妈和海神娘娘长得太像了。
范天仓心里一悸，十八年前，他二十岁时，心里就这么想的，可至今他却没敢透露一句。海神娘娘是神仙，自己的妻子呢？不过是个凡人，拿凡人比神仙，那是罪过。他回过头，批评一句，天后宫里，不许瞎说。
那个孩子吐了吐舌头。
范天仓双手合十，冲着海神娘娘频频叩首，心里默念道，孩子不懂规矩，娘娘不要怪罪。
快有一年了，范天仓没和妻子春芳住在一起，他不仅心里头想，生理更想。可是没有办法，妻子说死不肯回渔村，她说她那副好脸蛋被海风吹黑了、吹老了、吹得不像自己了，她不想当臭渔婆子，她要芳香四溢，她要永远年轻。
早知妻子不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