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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行了，不行了，我得走了。”
我本来还想说，你们好自为之吧。
海燕一把就拉住了我，“乌鸦！”
他的脸似乎有些沉下来了。
“给我点面子，我们老同学，虽然离得不远，但是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不容易啊……”海燕说，“这种机会不会太多的。”
孔雀也说：“海燕眼看就要提副校长了，我看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以后，要找他，喝酒，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了……”
说完，孔雀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倒了一杯，自己就把杯子碰了，碰完，递到我嘴唇边。
“呵呵。”海燕在旁边制造气氛。
看着这情形，我不禁感慨万千。
虽然我们是同学，但是高下之分，可谓天壤之别。海燕马上就要升副校长了，我呢，则越发的潦倒。这人的命，或许真的是注定好的。海燕那张红扑扑的脸和孔雀那张燃烧的脸，连在我眼前，就像两只连枝的红富士苹果。
不知道是孔雀这一杯，还是接着的哪一杯，我晕晕乎乎的，就醉倒了。
我做了一个不错的梦。
在梦里，我悠闲地散步在武汉的滨江大道上，脚步飘飘，感觉非常美妙。
海燕老婆开门进入客厅的时间是凌晨四点钟。当时我正因为胃里翻江倒海，闯进厕所里，趴在马桶上呕吐。谁也没料到她会在这个时候回家。
我一直有一种错觉，好像喝酒之后回自己的家了。但是，海燕老婆的大嗓门，让我一下子定位在了马桶上。我听见海燕的老婆在书房里大吵起来。我迷迷糊糊地，这才意识到不是在自己的家里。
问题出在一团卫生纸上。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海燕的老婆从卧室开门走到书房，看见书房的单人床上睡着一个女人，心里本来就火冒三丈，接下来她就在床边的地上发现了那团卫生纸。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她一眼就看出了那团卫生纸是擦过什么东西的，于是火山就抑制不住地爆发了。骚货，你居然在我家干这种事！海燕的老婆骂道。我没有听见孔雀的声音，可能是她也看见了那团卫生纸，于是就束手就擒了。
我听到海燕长叹一声：“乌鸦啊乌鸦！”
海燕老婆说：“乌鸦？什么乌鸦？”
海燕说：“还有哪个乌鸦？”
接着是一阵沉默。
我听到了孔雀的抽泣声。
凌晨，寂静的房间里传来孔雀的抽泣声，在我的耳朵里像擂鼓一样响亮。
我当时脑袋一嗡。
海燕说：“孔雀，你怎么可以跟乌鸦在我的书房里……”
孔雀只是抽泣，不说话，似乎在默认我跟她的事情。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再也不能充当这个冤大头了。我打开卫生间房门，决定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我一脚刚要踏出卫生间时，就看见海燕老婆像刚刚抓获了敌特的我游击队员一样，押送着孔雀向我走来。
孔雀的脸部表情非常复杂，我觉得她似乎在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卫生间走到客厅的。
海燕质问孔雀，“我问你，你和乌鸦究竟是怎么回事？”
孔雀看看我，似乎很抱歉地说：“对不起，当时我们的酒都喝得有点多了。”
这时，海燕不慌不忙地来到我旁边，轻轻地拍着他老婆的背说：“算了算了，都是朋友！”
后来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带过了。五月上旬，海燕当上了我们这所大学的副校长。五月中旬，海燕的老婆从图书馆调到政治学院资料室当了主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五月下旬，政治学院资料室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海燕的老婆认为我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说什么也不肯聘我，海燕出面说话也不管用，我于是就只好去给教学楼守门了。
悲情１９３１
李 辉
1 柳条湖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当时国际上更习惯称它为“满洲”。（为表述方便，本文将交叉使用这两个称谓。）
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一个叫柳条湖（又称柳条沟）的地方。夜十时二十分左右，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
这次爆炸，史称“柳条湖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夜间，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副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距沈阳北大营七百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道轨上。十时二十分，日兵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还是安全地驶过爆炸点，正点到达沈阳车站。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爆炸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爆炸的后果并不严重。
在上海编辑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美国记者鲍威尔（John B．Powell），和一批外国媒体驻华记者，在“九一八”后立即赶往沈阳采访。在日军的岛本少校陪同下，这些外国记者前往柳条湖爆炸现场采访。根据自己的观察，鲍威尔看出了日军事后的现场伪造：
在现场，我们和一些军事观察员看到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卧在铁路旁，可能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岛本少校说：“他们就在这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毁坏的地方已经重新修好，岛本少校一边说，一边把三根新枕木和一节新铁轨指给我们看。岛本又提醒我们说，从那三个中国士兵倒毙的地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但是，岛本少校却忽略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在那三个中国士兵的倒卧之处，居然没有血迹！由于在进攻沈阳的同时，日军还攻击了沈阳附近的中国驻军，所以弄三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这儿，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鲍威尔还写到，后来一位随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来到沈阳的美国专家，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更大破绽：
随团同行的美国专家道弗曼（BenDorfman），仔细查对了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结果发现一列时速五十英里的快车，就在日本军方所说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分钟内，竟然通过了所谓被中国方面破坏了的铁路路段！为了自圆其说，日本军方推出了一名证人。该证人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他证实说，当列车通过那路段时，他曾经感觉到“轻微的震动”。（《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186页）
显然，柳条湖爆炸是由日本关东军自己一手策划的、后果并不严重的爆炸，但它却成了攻占沈阳的借口。
几个小时后，1931年9月19日晨二时二十分，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从北平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去一封电报：
张学良元帅的顾问端纳（Donald）刚才告诉我说，张元帅收到从沈阳发来的电报说，9月18日晚十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进攻的应是北大营——引者）、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约有七十名在东大营的士兵受伤。城区受损毁程度及伤亡人数不详。端纳说张元帅已命令全体在军营的士兵藏好军械不得还击，并指出事件明显是日本军队失控，日本领事当局无能为力。直到今晨一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见《美国外交文件》第3页）
十天后出版的《时代》周刊首次报道了此次事件：
在沈阳城外，有人炸坏在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控制和守备区域里的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指控是中国人干的。中国人坚称（许多外国观察家相信他们）是日本军队自己炸毁桥梁以挑起事端。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日本的反击迅疾而果断。日本军队从日本控制区出发，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完全占领了整座城市。在南次郎将军（日本陆军大臣——引者注）命令下，日军沿铁路进攻，实际占领了南满铁路长达六百九十三英里地带的所有中国城市。二十四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中国。（《时代》，1931年9月28日）随后另一期刊物报道说：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的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卑膝的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满洲和内蒙古殖民化……当我离开时，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占领图被简明地勾画出来。沈阳被占领，东北大部被占领，一切都在几天内完成。中国又一次的灾难开始了。“九一八”，从此也成了一个黑色的历史符号，镌刻在中、日关系史上。
七十四年过去，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来到沈阳追寻历史。首先要找的就是柳条湖。
当年的北郊现已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街道宽阔坦直，驱车几分钟就从市中心抵达柳条湖。如今的柳条湖，当年痕迹已无从寻找，但耸立于当年事发地点旁边的“九一八纪念馆”，似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惊叹号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猛烈撞击。纪念馆正面是一个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