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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国联派出观察团以监督日本的“撤军”——如果它付诸实施的话。国务卿史汀生从华盛顿致电中国和日本，敦促他们限制军事行动，“遵守国际法”。这样，实际上拒绝使用著名的《凯洛格公约》。
在中国外面发生的这一切或许显得刻板而乏味。对中国学生这些爱国者来说，他们则因中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1．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2．在向国联诉求时，上当受骗的中国的外交部长使这一出卖成为可能。他，该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头，学生们高呼：“打仗！打仗！”（《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际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是那位“该死”的“他”——外交部长王正廷。
“部长被打”——这是《时代》报道的标题。
“先生，快跑！快跑！”上周，中国的外交部长、1910级耶鲁大学研究生王正廷的忠实、善良的下属这样大喊着。
“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王部长勇敢地回答。
扑！砰……一群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王部长。
“卖国贼！”他们叫喊。“你出卖了中国！打死你，打死你！”
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一个星期后，《时代》继续报道王正廷的伤势：
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时代》，1931年10月12日）
被打的外交官不止外交部长王正廷一人。据顾维钧回忆录所写，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
接替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日子同样不好过。他回忆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不仅仅外交官，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遭到学生殴打：
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提议他们应该去攻击国民政府，所以学生就到了那里。在国民政府门前，他们看见并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并且把他从车上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用他的话来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和他的中国同行们，常常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之中而难以周全。他这样写道：
曾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穆尔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
特别是在人民外交当中，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囚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97页）
这是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的思考与忧虑，但要想让民众接受之，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何其之难！那么，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其他外交官，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也就只能被斥责、被谩骂，甚至被殴打。他们只能在令人失望的政府与群情激愤的民众两者之间尴尬周旋，以他们的方式背负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未来的日子里仍会将他们纠缠。
在一片攻击声中，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很快相继辞职。随后，1932年2月，国联决定派遣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A．C．Lytton）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局势，顾维钧再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在赴任前，他致电外交部长罗文干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我又说，作为中国代表那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职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425页）
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说实话，以往我们对这样一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呢？
鲁迅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与顾维钧这些外交官还不一样，鲁迅从来没有认可过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当权者他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掀起的抗议与反日潮流中，鲁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冷静与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呲。（《鲁迅全集》第8卷，第320页）
在“抵制日货”的讨伐声此起彼伏之时，鲁迅仍主张中国应学习日本的长处，并公开发表这一见解，实为振聋发聩之音。今日再读，仍让人感慨于他的特立独行。
这便是1931年的中国。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悲情：被侵略、震惊、控诉、呐喊、呼吁、抗争、慌乱、沮丧、亢奋、忧虑……
悲情已成历史，警示与沉思却永远留给了后人。
完稿于2005年7月7日，北京正值酷热中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端纳传》，艾伯特，泽勒，徐慰曾等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
《张学良文集》，香港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年
《中国近代史》，钱亦石，生活书店，1947年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孙中山文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0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致家里人
冰 心
亲爱的家里人：
昨晚晚饭是在食堂打的饭，还比较烂，加上开水，在医务所炭炉上热了热，就肉松吃了二两，很饱。医务所医生本是作协护士，另有一位女大夫姓邓，也很热情，头发都白了，她说自己三四十年前曾在女师附中听我讲过话。这里的人从对面学校到“中转接待站”都是文化部的，没有一个外面人，大家说起都不生，很快就混熟了，在此觉得身上很轻松。自己照顾自己，又互相关怀，互相照顾，是社会主义感情的开始。昨晚8时后文玲和一位周老师又来看我，给我送来便盆。据说宗昱已于元旦和一个和她同去的同学结婚（在北京结的）又要回山西去了，文玲自己等为杰问题批下后，也要申请和他在一起。她们走后我8：20分就睡了，被褥很厚又加上我的棉猴，睡得好极了，中间醒了一次，直到早晨6：50分才起。早饭是稀饭，丝糕，对我很合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