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校园，“雅礼”处处，宁不“中国”？
“人五人六”
有两件事，“奠定了”我对耶鲁的基本印象。
那一年，刚接到耶鲁的聘书，新来乍到，为新学年的任教课程匆匆准备了一套教案，自己凑合着新编了一套教材，便等着开学前夕，提交给某个上级方面审定、通过，然后再——有点临深履薄的战战兢兢——给学生开讲。
——没有动静。开学了，问遍了身边的同事，系里的头脑，都说：不需要给谁审定，开讲就是。“教研组的审定都不需要？”“不需要。”“教什么和怎么教，也不要开会讨论讨论？”“没有必要。”问多了，反而被同事白眼：怎么，你是被人管惯了，一下子觉得没有审查、管束就不舒服，是不是？——正是。当初到美国留学，我头一个不习惯的，就是从选课到选保险、选住地、选室友，什么都得自己去“踹”（Try）。我没有想到，踏上耶鲁这样的讲台，对于自己这样的教坛新丁，竟会是这样的“自由放任”。坦白地说，第一次登台，“人五人六”地给学生开讲，心虚得很。“自由”得一下子如此没了边儿，台下坐着的，可都是从美国包括世界各地千挑万拣而来的一堆聪明脑袋，自己这副“人来疯”又慌不择言的蠢样子，可不要露大怯了吧？渐渐我明白，在耶鲁，你不必害怕表现自己的“人五人六”。重视教学、研究个体的自主及其个性的自由发挥，正如重视学校作为社会个体的自主权利一样，正是所谓“耶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终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正是耶鲁的真正完整精神所在。”这是主导耶鲁历史上最著名的“抗命”事件之一的耶鲁老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Brewster）当年说过的一段广被传扬的话。（引自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越战期间，耶鲁漠视政府对反战学生不得给予奖学金的规定，坚决遵循以申请者的学术成绩为评估唯一标准的原则，最后不惜以丢掉联邦政府一大笔资助而陷入经济困境为代价。当时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敢违命，惟独耶鲁逆流而上、特立独行，布鲁斯特校长因而被全美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们视为“英雄”。
其实，对教学的“放任自由”，并不等于耶鲁忽视对教学质量的掌控。这种掌控，实际上从教职员遴选的一刻就开始了。日后的教学观摩、学生评估、年度审核等等自然也是教学管理的重要一环，但其中最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对每一个教学、研究个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即便是我们这样职位不高的语言教师，和很多大学不同，在耶鲁，特别是在孙康宜担任系主任时的坚持下，每个人拥有宽敞的独立办公室，被视为不可或缺。我们中文项目的主持人，拥有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的牟岭，多年来更是坚持课型独立、教学自主、充分放手的领导方略，使耶鲁中文项目成为独树一帜、成果斐然的中文教育重镇。后来受聘到耶鲁任教的年轻老师就曾这样惊呼：耶鲁把一门课交给你，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交给你了！耶鲁对语言教师的重视和尊重，真真让我们受宠若惊……。
耶鲁最重视本科生教学。任何名家大师，都必须首先给本科生开课并建立教学口碑，方能找到自己在学校的位置。于是，这样效果殊异的课堂画面，常常在耶鲁校园出现：解构学派名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文学经典课程在校园里最叫座，一开课就成校园盛事，这不算惊奇；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的“明清中国史”课、“现代中国史”课，本属“非主流”学科，一门课每年选修的学生却动辄四五百人，最高达到过六七百人，每每要动用全校最大的阶梯课室，一门课的助教队伍往往比普通一个系的教员都多，则就成为耶鲁校园里众口交誉的一道教学景观了！另外呢，据说在某个斯拉夫语系，一位学有专精却缺乏教学口碑的老教授，每年选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有时对着空无一人的课室，他也照样哇啦哇啦地开讲……
鼓励学术个性的张扬极致同时也包容可能的千奇百怪，这是耶鲁。
一位老友送儿子入学，离开前的感慨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每年耶鲁新生入学的传统程序有一个小高潮——新生及其家长约三千多人，全被邀请到校长的家里做客。听来让人匪夷所思。“一点不假，有酒水供应，有毕恭毕敬的招待服务，当然是排了不同的时间段，但校长和夫人真的就一直站在那里，和每一个学生、家长都握了手，说了话。唉，我服了，你们耶鲁……”
这确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向同事打听，他们并不诧异，告诉我：重视校园生活里的
个人化接触、个人性的互动，正是耶鲁的老校风，老传统。我心里一惊：我本来以为，如此强调教学个体及其个性，此地的校园生活，应该是人际疏冷，很有点“各人自扫门前雪”味道的。在我后来成为学校的十二所寄宿学院之一、塞布鲁克（Saybrook）学院的“教师会员”（Fellow）之后，我才发现：不然也，此大不然也！
耶鲁的寄宿学院之所以称之为“College”（学院），与其校园规划及其校园氛围的开放性刚好相反，反而是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一个小团队、小社会。每一个学院以上锁的高高院墙相区隔，各自有自己的徽标旗帜、饭厅、图书馆，自己的活动社团也包括自治的管理组织——学生会、乐团、歌队、读书会、演剧社等等，更有各自的传统节日包括胡闹节目。住宿学院形成一种相对独立、自足的学习、生活环境，其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员之间的个人联系，是极其紧密的。每一个学院除了有舍监（Dean）等管理人员外，还有一个“主人”（Master）——由一位现职教授的家庭长住在学院内，他（她）的家居生活几乎是半开放的，学生和教师会员的各种活动，都在这个“主人”家庭的客厅举行。比如每周一次的“主人下午茶”活动，每月一次的“教师会员”活动，常常围绕一个特定的专题，请当时该领域最富有盛名的专家、人物前来演讲，然后在喝茶、聚餐之余举行沙龙式的讨论。确实，这种家居式、沙龙化的学术氛围和联谊方式，人际间那种温馨互动，正是我参与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活动以后，留下的最深印象。我们这些有幸被选聘为“会员”的教师，学院会提供我们免费餐票到学生餐厅吃饭，鼓励我们多跟学生作个人化的接触，并随时参与到学生各种即兴的“餐厅讨论”和活动里去。据说，餐厅里各种学生的即兴活动，正是耶鲁校园的特色之一。
头几年，为着珍惜这种参与校园生活的机会，几乎每接到塞布鲁克学院“主人”教授发来的各种“下午茶”、“会员聚会”通知，我都尽力安排时间，“人五人六”地整装出席——场合是随意的，但大家一般都穿得很正式。团团围坐在学院“主人”的客厅里，品着茶和咖啡，吃着小点心，我听过墨西哥前总统（现任耶鲁“全球化研究项目”主任）对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总统提出的严厉批评；听过一位学生以吉他弹唱方式向所有教师会员朗读她新写的音乐剧剧本（耶鲁有全美一流的戏剧学院）；参与过“耶鲁—南非—中国河南艾滋病防治计划”的课题讨论；还听过法文系一位老教授朗读他新译的一位法国新锐作家的最新作品……后来我发现，校园里这种活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光是塞布鲁克学院的节目，就让我有无以暇及之感。今年诸事纷忙，便缺席了几次“会员聚会”。在校园里好几次碰见塞布鲁克的“会员”同事，都问我：怎么老不见你来？我们等着你加入“中国话题”呢！
我赧然抱愧。确实，每次塞布鲁克学院的“会员聚会”，鄙人常常需要——“代表中国”。在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各种讨论话题中，相熟的会员免不了都会捅捅我：“中国怎么样？”“中国怎么看？”
——嗬，可不真要“人五人六”么！
“Utopia”
好多年前，当时我人在普林斯顿，孙康宜老师说过这样一句玩笑话：如果你也能来耶鲁，我们这里，可就要变成一个“中文乌托邦”啦！她用的是“Utopia”这个英文字。我确是在孙教授当系主任的任上，因缘际会，也经历了整个约谈、试教、评估的全过程，应聘到耶鲁任教的。命运的这番厚待我至今心存感激，但我最是感念的，真的就是孙老师话里的那番深意——在这片红尘万丈的洋风洋水之中，耶鲁，确是我辈漂流人打着灯笼、踏破铁鞋、穿越两洋水土云烟，寻觅经年而难得一见的一片人文世界的香格里拉——我的“母语乌托邦”。
说起客居异域的生活——无论是留学、移民或是逃难、流亡，人们可以用各种字眼来形容：“失根”、“截肢”、“离土的移植”、“永远的边缘人”等等。英文里，则喜欢用本来专门形容失国失土的犹太人的字眼——“Diaspora”，直译乃“离散无家”，有华裔汉学家更直接把它译为富有感情色彩的中文成语——“花果飘零”。这些字眼里共有的悲情，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失根，就是失语；反之一样，失语，就是失根。只要想想，任何一个思想成熟、出口成章的成年人，忽然要用三岁孩童牙牙学语的稚嫩腔调，去和那个“红须绿眼、叽里咕噜”的世界打交道——这是当年初出国门的康有为、梁启超们笔下早就描写过的尴尬，就可以明了其中的难堪了。所谓“寄人篱下”，首先，就是硬要缩起自己母语高扬的脑袋，把那个被截掉舌头的身躯，塞进那道“叽里咕噜”的洋文篱笆的孔眼之下啊！二战中流亡巴西的名作家茨威格，在当地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