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巴西的名作家茨威格，在当地受到“国宾”式的礼遇却最后以自杀身亡，史家分析其真实原因，大都聚焦于这个话题——母语。母语国度的沦丧和母语环境的失落。他在绝命书中如此叹息：“我在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亡的故乡欧洲已经自我毁灭……”在铺陈了这么一大番失语苦痛以后，你忽然发现，自己在此地的职业——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里教授中文，你是在用自己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去面对那个“失语失根者”的先天劣势；母语，不但不是你融人“主流”的障碍，反而成了你在此间“主流”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同时，即便在一个占据着最优位置的一流学府那些聪睿透顶的学生面前，你都可以照样昂起母语的骄傲头颅，用母语去传道，授业，解惑……——“Utopia”。理想化的人间乐土。——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因此，我的老诗人同事郑愁予先生，曾一再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有人是看不起语言教学的。可是，在此地，对于我辈，我以为没有什么，比教会美国孩子说中文、用中文、热爱中国文化，是更有成就感、更值得你交付心血与生命的职业了！我的个性很“酷”的同事康正果，则为此说过一番很动感情的话：“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与母语如此亲近过，从来没有从母语中得到如此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见《生命的嫁接》）
自然，我知道康宜老师说的“Utopia”，并不仅仅指的这个“母语优势”。我想，她要说的，首先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耶鲁的这个中文的同事圈子。——噢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事圈子呢？
虽然同在一个系里做事，平日各忙各的，其实很少机会聚头。我们之间互通信息，常常就靠着系办公室门口那个对外张开大嘴的方格子信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早晨上班，我常常会在自己的格子里收到刚刚打印出来的中文稿子，康正果的格子里也会有同样的一份，那是孙康宜老师送来的她新写的中文稿——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她想请我们先帮她看看，提提修改建议。孙康宜，都知道她是西方人文学界中少数几位贡献卓越、备受尊崇的华裔汉学家。她在中国占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众多英文著述，是今天任何一个修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的必读教本。几年前由她主编出版的煌煌大著《中国古代女诗人选集及评述》，最近由她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古典文学卷》，都是在整个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瞩目的大事。“孙康宜请你改文章？”这一定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自我夸炫故事吧？坦白说来，开始我真的感到很吃惊，也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自己，多年来早就养成了“初稿从不示人”的毛病。但是，这确是真实的孙康宜。从认识伊始，康宜老师就恳切地要求我们帮助“敲打”她的中文。她告诉我们：因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用英文教了几十年书，英文写作很顺溜，中文则快忘光了。她是从1994年前后，才重新开始中文的写作，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当作初学者，诚恳向我们求助。由康宜领开了头，这方格子信箱，从此真的就成为我们几个写作者随时传递彼此的文字初稿，并常常刀来剑往的加以切磋敲打的好处所。有时候，我们性格犟直的“关西大汉”康正果，一句话就能呛人一个大筋斗，但“翻过筋斗”以后，虚怀若谷的孙康宜，下一回准能给你拿出更亮眼的稿子来。有一回，康正果看过我的稿子，不客气说：至少要删掉两千字，这稿子才能成型。我吭吭吃吃地“瘦身”，那稿子，果真就变得神清气爽哩！——“Utopia”。这方格子信箱，可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母语乌托邦”里一片栽种文字的好秧田么！
“达达的马蹄，是我美丽的错误。”这个现代汉语诗坛里的经典句子，已经成了在耶鲁任教超过三十年、刚刚荣誉退休的老诗人郑愁予的招牌标记。——和这样的“经典作家”一起共事，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常常，有台、港学生这样问我。我自己，大学时代就偷偷为郑愁予的诗集着过迷（“偷偷”，是因为那时候国门初开，我仅有的“港台书刊”，都是香港学生给我偷带进来的），当年作为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程前往耶鲁，拜见过这位台湾来的“诗坛祭酒”。如今，一下子成为同事，而且按照系里的安排，我俩同教四年级高级中文课，他开“现代中国小说选渎”，我开的则是“当代中国小说选读”——两门课如此单列并置，结构上就形成一种相互打擂台的竞争关系。我，作为小辈新人，何以自处与相处呢？想到关于各种大学中文项目里诸多人事纠纷的轶事传闻，连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暗暗捏上一把汗了。——可是，月明星朗，云淡风清，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各呈异质异态，本身就是耶鲁校园的常态。用愁予老师日后的说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相安无事”，竟是“相得益彰”之后更熔铸出了一个绵长有序、丰沛滋润的话语环境：喝过了鲁迅、胡适之的苦酒清酒的学生，再到莫言的“红高梁”里和韩少功的“马桥”里打打滚，撒撒野；想在王安忆绮丽繁复的“王琦瑶”以后喘一口气的，就不妨到沈从文的“翠翠”渡口上，尽情享受湘西沅水的疏淡清洌……“中文156”、“157”两个相连的课号，连结起了耶鲁校园内最有悟性、最敢标新立异的一批好学生——非能人即异人，此乃大学里学中文的洋学生的共有特征；愁予老师（包括几位年长的老师）的诚挚与胸襟，给我们这些后辈立起了楷模，使得耶鲁东亚系的中文部，多年来成为以“地利人和”享誉“江湖”的好团队、好处所。“我在国内的任何单位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和睦的一个集体。这里只有工作和学问上的合作，从无复杂的人事纠纷，在互相配合的中文教学中，母语的纽带极大地净化了我们的同事关系。”（康正果《母语之根》）而我和愁予、正果——我们三位负责高年级教学，更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面对之中，成为好学生们的好朋友，同时彼此成为有好学生共同引介、有好朋友来访共同迎送、有好酒好茶共同分享的知己莫逆了。
说起好酒好茶，正果兄是愁予的酒友，我不嗜酒，却时时可以成为他们一位浅尝辄止的“酒伴”。有我这么一个资浅酒伴的最大好处，就是出门在外，他们俩尽可以放歌纵酒、一醉方休，而不必担心惹上“醉酒开车”的麻烦。那一年美国独立节，愁予拽上正果和我上他的美国亲家的庄园去喝酒——那个美国家庭每年此日都在家中大摆烧烤筵席，广邀各方亲友一起在牧场边上放焰火狂欢。二位资深酒徒，那晚喝了洋酒喝白酒，喝了冒烟儿的再喝点着火的，趁着酒劲把彼此一生的好话歹话、秘密私隐全都说了个够，末了还说：没醉没醉，小意思小意思。愁予摇甩着钥匙坚持要开车，谁说他醉就骂谁。钥匙总算被他的孝顺儿子一把夺了过来。那晚，鄙人开车把两位酒徒送回家，康正果据说进了家门就趴在光地板上睡到了天亮；愁予更绝，第二天见到他，“喝醉酒？我昨晚压根儿没喝过酒，醉什么？”——全忘光啦！自此成了通例，每年独立节，总是我们三家结伴出行，他们俩必定要敞怀豪饮，大醉而归。愁予亲家的聚会筵席于是成了我们自家的酒会雅集，哪年缺了谁还都有个惦记。我的女儿甚至从此就和她每回必带的好朋友凯丽有了约定：每年七月四日，“一定要跟爸爸的叔叔们去看马！”
自然，我这个车把式也不是白当的。某日，居心叵测发现：酒龄和诗龄同岁的愁予先生，爱喝酒却不好茶，可家里，又偏偏多的是台湾友人送的上好乌龙茶！乘虚而人，莫以此甚也！从此向愁予讨茶叶，准是一讨一个准，并且绝对是一等一的上品好冻顶。愁予夫妇呢，倒也从未把我当外人。那年夏天，我拿出当过十年知青的能耐，只花了两天工夫，帮他们在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还搭配好了小桥流水、青石护栏。愁予为此惊呼：毛泽东真厉害，能把你这样的文弱书生，改造成这样能干的“蓝领”！
“蓝皮书”的上游
有一回，系主任向我提出：因为学生要求者众，要我开设一门广东话的“独立辅导课”（Independent Study）。后来，因为每年的“独立辅导课”修读的学生竟也有八九名之多，系里就决定：把这门广东话课，变成耶鲁课程表“蓝皮书”上的一门正式课程。按照惯例，每个“蓝皮书”上新开的课目，都要先行向校方提出一套包括学术缘由、教学目的、教学要求之类的正式申请。广东话——我的母语，在耶鲁校园开设的五十多种外语课程中，实在是一个边缘而又边缘的方言语种。我，可以向校方，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开课申请呢？
那个夏天没有教暑期班，便显得特别漫长。酷热里读着杂书，在这座被称作“榆城”（Elm—City）的古楼古街之间游荡，留心着要为“蓝皮书”准备开新课“缘由”，便稍稍涉猎了一点关于耶鲁汉语教学的书籍。这一“涉猎”不打紧，这门不起眼的“广东话课”，竟然牵出了一整页与耶鲁关系密切的海外汉语教学史和传播史，并且，首先就与我们现代汉语学的奠基人——赵元任相关。
赵元任（1892—1982），稍稍知道点现代文化史的人会知道，他曾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民初“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现代汉语的拼音系统、语法系统、包括台湾现在还在使用的汉语注音符号等等的具体创建者和设计人；也是现代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创作
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等，至今仍是各种华语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据《赵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