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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天杀的，我可没积什么德，我老渔叉怎么也有今天哪！”
老渔叉望着他的大瓦房，突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瓦楞子的中间长出了许多瓦花来了。这些瓦花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老渔叉想，想不起来。想必很久了。不是三年五载的事情，平日里没有留意罢了。这些灰色的瓦花特别地茁壮，如果把整个屋顶看成一座山坡的话，那可是漫山遍野了。老渔叉想起来了，他刚刚住进来的时候这三间大瓦房还是新的，他把每一块砖头和每一块瓦都看过了，瓦楞子里头并没有瓦花。现在怎么就有瓦花了呢？不该有。老渔叉决定拾掇拾掇。老渔叉叫过兴隆，让他去搬梯子。兴隆不解，问：“你要做什么？”老渔叉回过头来，目光锐利了，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力量。老渔叉说：“叫你搬，你就搬。”这样的目光兴隆再熟悉不过了，这是父亲的目光，这是老渔叉的目光。这才是他的父亲，这才是老渔叉，霸道，果断，常有理，永远正确。他的父亲终于回来了！兴隆一阵欣喜，搬来了梯子，和父亲一起爬到屋顶上去了。他们开始清理瓦楞子中间的瓦花。老渔叉再三关照兴隆，手要轻，脚要轻，动作要轻。千万不能把瓦弄碎了，一块都不能碎。
也就是小半天的工夫，勤劳的父子终于把大瓦房上的瓦花清除干净了。老渔叉从房顶上下来，点上了烟，再一次端详他的大瓦房了。剔除了瓦花，大瓦房更像大瓦房了，像新的，一砖一瓦都露出了它们本来的面目，格外的波俏。招人喜爱呢。老渔叉坐下来了，他让兴隆给他端水。老渔叉一边抽，一边喝，一边听着哀乐，一边瞅着房子。是知足的样子，喜上心头的样子。是忧戚的样子，满腹狐疑的样子。同时还是踏实的样子，九九归一的样子。说不好。临了，老渔叉把水喝干净，把烟锅放在了凳子上，整理了一遍衣裤，再一次上房了。上房之后老渔叉把梯子也拽了上去。他爬到了最高处，在屋脊上，站立起来。放开眼，王家庄就在他的眼底了。他把王家庄打量了一遍，是一个又一个屋脊。不同的是，那是茅草的屋脊，丑陋而又低矮。老渔叉居高临下了。居高临下的滋味很好，真是很好。好极了。老渔叉退下来一步，对着正北的方向，跪下了。他像变戏法那样从口袋里掏出了三根香，点着了，插在了瓦缝里。老渔叉磕了三个头。这个举动特别了，而他的头磕得又过于努力，在额头和瓦片之间发出了金属般的音响。一阵风把哀乐的声音吹了过来，是一阵猛烈的悲伤。兴隆在天井里喊：“爹，干吗呢，下来吧。”其实兴隆已经有了非常不好的预感了，只是没有办法，只能在天井里转圈。兴隆看着老渔叉磕完了头，伸出手去，抚摸着那些瓦。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是无比珍惜的样子。摸过了，老渔叉在屋顶上站起了身子，沿着屋脊，在往西走。一直走到头。兴隆看见自己的父亲挺起了肚子，大声喊道：“干净了！干净了！干净了！”这是老渔叉的这一生最后的三句话，就九个字。兴隆没有听懂。但兴隆从父亲剧烈的晃动当中看到了灾难种种。兴隆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发现父亲直挺挺的，脑袋朝下，一头栽了下来。
老渔叉没有葬礼。埋葬得也相当草率。他的尸体被一张草席裹着，三两下就完事了。这个怨不得别人，他死得太不是时候了。这个人真是不懂事，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呢？你急什么呢？晚几天就不行么？哪一天不能死人哪。他的丧礼只能这样，只好这样了。所以说，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死相当关键，它比一个人在什么时候生还要重要。会生不算本事，会死才算。吴蔓玲得到了老渔叉的死讯，特地把兴隆叫到了大队部。吴蔓玲交待说，因为“情况特别”，她希望老渔叉的丧事“简单处理”，希望兴隆能够“顾全大局”。兴隆点了点头。这一点其实是不用吴支书关照的，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兴隆怎么能替父亲办丧礼呢。不可能的。给老渔叉敛尸的时候兴隆的妈一直守在老渔叉的旁边，她望着老渔叉，不停地用手抚摸他的脑袋。可是兴隆的妈突然跳了起来，跳一下拍一下巴掌。她一边拍，一边喊：“才好！才好！才好！”
作为王家庄的中心，大队部的重要性在这几天的时间里真正地显示出来了。只要一有空，人们就自觉地来到了这里，默默地站上一两个时辰。尤其是夜晚，在通往大队部的各个巷口，行人络绎不绝。气油灯把灵堂照得和白天一样亮。气油灯这个东西特别了，只有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情才会使用它，因而，它不只是灯，而是一个标志，是事态重大的标志，是形势严峻的标志。气油灯烧的是最普通的煤油，然而，有一个很大的气囊，打上气之后，它的工作原理有点类似于焊枪。它的灯泡不是玻璃的，而是一个小小的纱布袋，在气压推动着煤油向外喷射的时候，小小的纱布袋燃烧起来，没有明火，却能够发出耀眼炫目的光芒。大队部的大门是敞开的，气油灯的光芒冲出了门外，像一把刀，把黑夜劈成了两半。左边是黑夜，右边也还是黑夜。刺眼的灯光使黑夜更黑，天更黑，地更黑，人们的脸更黑。漆黑。一个人就是一个黑色的窟窿。
九月十五日下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事实上，追悼大会的会场不只是天安门广场，而是中国。是东北，西南，西北和东南，是长江与长城，黄山与黄河，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天在哭，地在泣，山河为之动容，天地为之变色。五十六个民族低下了脑袋。这是中华民族最悲恸的一天，毛主席，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的离去，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可估量，谁也不可估量。天下没有这样的度、量、衡。天是晴朗的，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在下雨。泪飞顿作倾盆雨。
王家庄的人们聚集在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四个生产小队，排成了整齐的队伍，随着高音喇叭里的指令默哀或者鞠躬。高音喇叭把北京的声音传过来了，此时此刻，王家庄和北京是一样的，——人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和北京这样靠近过，反过来说，人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北京如此这般地无所不在。北京是水银，具有无所不能的渗透能力。这种感觉雄壮了，巍峨而又恢宏。这种感觉使王家庄的人一下子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勇敢和无畏：他们并不在王家庄，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北京。
为了保证会议的纯洁性，追悼会开始之前，吴蔓玲让佩全对会场做过一次全面的清理。这是人民对自己领袖的追悼，一些人是不能参加的。吴蔓玲开了一份大名单，“王秃子”王世国，“孔婆子”孔素贞，“地不平”沈富娥，“脸不平”卢红缨，“蛐蛐”杨广兰，“喷雾器”于国香，还有顾先生和王大贵等十四人从会议的现场被剔除出去了。吴蔓玲关照说，虽然把他们剔除了，但他们不许回家，他们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皮子底下”，否则，他们会“乱说”，“乱动”。把他们弄到哪里去呢，这还难办了。好在佩全想出了一个好方法。他找来了一条水泥船，把他们统统赶到船上去，随后把水泥船划到大队部门口。就在水的正中央，抛下锚，水泥船四面不靠，停在那儿了。这样一来好了。追悼会在岸上，而他们在水上。一方面，他们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在。两全其美了。十四个人把水泥船挤得满满的，该立正立正，该鞠躬鞠躬，都流了泪，一切整齐归一，同时又有条不紊。其实呢，复杂了。就说顾先生，顾先生对这一次的安排极度的不满意。敢怒不敢言罢了。他怎么可以和“这些人”在一起悼念毛主席呢？这是一个隆重的时刻，他不能和“这些人”在一起。可是，不在一起又能到哪里去呢？顾先生只能哭。哭得格外地尽力，哭到后来，都有些缠绵了。顾先生的悲伤是孤独的，顾先生的眼泪更是孤独的。这一点王家庄的人很难理解了。对别人来说，毛主席只是帮着他们翻身、解放。可是毛主席对顾先生的恩情就不只是这些，而是帮着他脱胎与换骨。顾先生是讲精神的，讲思想的。是毛主席把他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余孽升华成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顾先生爱上了革命，爱上了暴动，爱上了打倒、推翻、抄家、发配和惩治。这里头有别样的快乐，另一种幸福。这里头有精神的绽放。“这些人”哪里能懂，王家庄的人知道什么？他感受到了。毛主席对他有恩，他欠了他老人家的一份情。顾先生没有别的，只想在追悼会的现场默默地表达他的感恩。可是，不能够了。顾先生不只是悲伤，还有委屈。透过泪眼，顾先生远远地望着会场，会场上的横幅就是他写的，黑体字，再用剪刀把它们用心地剪出来，每一个都有方杌子那么大。花了他整整一夜的工夫。横幅上的字顾先生看得见，“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然而，中间毕竟隔了半条河，不是那么回事了。顾先生伤心，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还要伤心。眼泪是可耻的，可今天，顾先生忍不住。高音喇叭终于传来了《国际歌》的旋律，顾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国际歌》的过门了，是一把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