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实的。这毫不奇怪。如果他们是普通的读者，这些人大多从没见过这种遥远的地区，或者只在夏季旅行时，曾路过这类荒凉的山地，在那里吃过几顿粗糙的伙食，睡过小木床，从一个荒野走到另一个荒野，因此完全准备相信作者就生长在那个独特环境中的粗野的游荡的民族讲的任何奇谈怪论。但是同样这些先生，当他们坐在舒适的客厅中，安享英国家庭的一切优越条件时，他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的祖先过的是与他们本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现在从窗口眺望到的那个败落的塔楼曾经关过一个贵族，他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便被吊死在自己家门口了；现在替他管理他的小农场的雇工，不多几个世纪以前只能是他的奴隶；封建专制权力曾在这一带飞扬跋扈，完全控制了附近的村庄，而现在那里的一个律师已比庄园主势力更大。
＇注＇犹太国王，曾征服摩押人和亚们人、《圣经》中说，他战胜敌人之后，“犹太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只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见《历代志下》第20章）
尽管我承认这些反对意见有一定道理，我还是得说，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全不可克服的。材料的贫乏确实是一大难题，但是谁也不如德赖斯达斯特博士那么清楚，对于熟读古籍的人而言，分散在各种历史著作中的有关我们祖先个人生活的片言只语，尽管与它们所处理的重大事件相比，只占极小的比重，然而把它们汇集到一起，还是足以使我们对我们祖先的私生活形成一个相当明晰的观念；确实，我也明白，在实行这个意图时，我可能失败，然而我相信，只要在收集材料上多化些力气，在运用材料上多动些脑筋，那么依靠亨利博士和故世不久的斯特拉特先生，尤其是沙伦·特纳先生的著作＇注＇，一个稍有能力的作者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因此对任何认为目前的尝试可能失败的议论，我可以事先便表示不能苟同。
＇注＇都是英国的一些编年史作者：亨廷登的亨利（1084—1155），写有《英吉利史》；约瑟夫·斯特拉特（1749—1802），英国史学家，写有《英格兰编年记》；沙伦·特纳（176—1847），英国文学及史学家，写有《诺曼征服初期盎格鲁一撒克逊史》。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我相信我的国人的善意和好心，任何对英国古代的风俗习惯所作的真实描绘，肯定是会得到他们的热情对待的。
在对您的第一类异议尽我所有的力量作了上述答复，或者说至少表示了我决心跨越您的审慎所预言的这些障碍之后，我还得简单地提一下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您似乎认为，考古家的职责在于从事严肃的，或者像某些庸俗的看法所说的，从事艰苦的、繁琐的研究工作，这必然使他在编制此类故事方面变得无能为力。但是，请允许我说一下，亲爱的博士，这种反对主要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确实，这类微不足道的写作，并不适合我们的朋友奥尔德巴克先生那种较为严肃的才能。然而霍勒斯·华尔浦尔＇注1＇写过一部鬼的故事，它使许多人读了之后毛骨惊然；乔治·埃利斯＇注2＇善于把可爱的、以至不平常的情绪的各种幽默滑稽的表现，注入他的《古代诗歌传奇节略》一书。这样，不论我现在的大胆尝试可能会使我多么遗憾，我至少找到了对我有利的一些可敬先例。
＇注1＇霍勒斯·华尔浦尔（1717—1797），英国作家和收藏家，中世纪恐怖故事《奥特朗托堡》的作者。
＇注2＇乔治·埃利斯（175—1815），英国古诗研究者，作家和诗人，司各特的好友。
然而较严格的考古家仍会认为，这么把虚构和真实搀和在一起，是用现代的创造法污了历史的泉源，因而对我所描写的这个时代，给年轻一代灌输了错误的观念。我只得在一定意义上承认这种推理的正确性，然而我根据下述考虑，仍指望能超越这点。
说实话，我既不能也不想做到绝对准确，哪怕在外表衣着方面也这样，更不必说更为重要的语言和风俗方面了。我不能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或诺曼法语来写故事中的对话，也不能把它用卡克斯顿或温金德沃德＇注1＇的印刷字体送到读者面前，出于同样的动机，我也不能把自己完全局限在我的故事所展开的那个历史时期。为了能引起读者的任何兴趣，我必须把我要写的题材，借助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来予以表现。没有一部东方文学像加朗先生＇注2＇首次翻译的《阿拉伯故事集》那样赢得广泛的欢迎；他在那里一方面保留了东方的华丽服饰，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东方的原始想象力，但正是因为把它们与日常的感情和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才使那些故事变得那么有趣和容易理解，他缩短了那些冗长的句子，简化了那些单调的思考，抛弃了阿拉伯原著中漫无止境的重复。这样，尽管这些故事经过初次调整之后，纯粹东方的色彩减弱了，然而大大适应了欧洲的市场，赢得了读者无与伦比的喜爱；毫无疑问，如果它没有采取在一定程度上适合西方读者的感情和习惯的叙述方式和风格，它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注1＇威廉·卡克斯顿（约1422一1491）和温金德沃德（？一1534）都是英国最早的出版商。
＇注2＇安托万·加朗（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他最早把《一千零一夜》意译成法文，介绍给欧洲。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口味，我相信这么做是合理的，也因此，我在恰当的程度上用现代的语言说明古代的风习，在交代人物的性格和情绪方面，也尽量避免单纯追求古奥，以致弄得佶屈聱牙，枯燥乏味，给现代读者造成重重障碍。在这方面，我可以不揣冒昧地说，我没有越过一部虚构作品的作者所理应享有的特权。故世的卓越的斯特拉特先生在他的小说《奎荷厅》＇注＇中，奉行了另一原则；在对事物区别古代和现代时，照我看来，他忘记了那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说，大部分行为方式和情绪，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而言是共通的，由他们传给我们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它们来自共同的人性原理，可以在任何一种社会状况中同样存在。由此可见，一个有才能、又有广博的考古修养的人，从他的作品中排除一切不够古老的事物，只能限制它的流行，使它成为一部被人遗忘的、不可理解的作品。
＇注＇斯特拉特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后来由司各特予以续完。这小说拘泥于考古学上的准确性，因而限制了它的流行。
我要在这里维护的那种特权，对实现我的写作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要求您少安毋躁，听我进一步阐述我的理由。
任何人第一次披阅乔叟或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都会被那些旧式的拼音方法，重复的子音和古老的语言现象弄得寸步难行，甚至不得不失望地放下书本，仿佛它已裹在一层古色古香的厚厚锈斑中，使他无法判断它的价值或体味它的美妙了。但是如果有个博学多才的朋友向他指出，使他感到棘手的那些困难只是现象而不是实质，只要向他大声朗读一遍，或者用现代的缀字法重写那些普通的词汇，就能使那位初次涉猎者恍然大悟，原书所用的词汇只有十分之一是真正吉奥的，初学者只需稍稍有一点耐心，便肯定可以领略到老杰弗里在克雷西和普瓦捷战役时代读者心头引起的兴趣和同情＇注＇。
＇注＇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早期的两次重大战役，乔叟即生活在这个时期，杰弗里是他的名字。
关于这点不妨再说几句。如果我们的初学者钟情于新诞生的考古癖好，打算模仿他所崇拜的那些著作，选用它们所包含的古老词语，唯独不使用现代语言中仍保留的那些词汇和用法，那么只能说他走上了一条极不明智的道路。这是不幸的查特顿＇注＇所犯的错误。为了赋予他的语言以古老的色彩，他抛弃了现代的一切词汇，创造了一种在英伦三岛从未有人讲过的特殊语言。如果有人想成功地模仿古代的语言，便必须研究它的语法特点、措词特征和组合方式，而不是把力气化在收集冷僻和吉奥的用语上，正如我已经申述的，在古代作品中，这类用语与仅仅在意义和拼法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的、仍在使用的词汇相比，不过是一与十之比而已。
＇注＇托马斯．查特顿（互752—1770），英国诗人，极有才能，但嗜古成癖，所作诗大多假托为古代作品。去世时年仅十八岁。
我就语言所讲的话，应用在思想和举止上就更正确了。它们的一切曲折变化都来源于人的感情，而感情对一切身份和地位，一切国家和时代的人，大体是相同的；这样，理所当然，人们的看法、思想习惯和行动，尽管受到特殊的社会状况的影响，总的说来，必然仍是彼此十分相似的。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区别，无疑不会比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区别大些；他们也有“眼睛，手，器官，身体，感觉，爱好，情欲”；他们也“吃同样的食物，会给同样的武器伤害，生同样的病，同样在冬天感到寒冷，在夏天感到炎热”。＇注＇因此，他们的爱好和感觉的基本情况，必然与我们的大同小异。
＇注＇这都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中的话，本书第五章的题词也引用了这话。
这样，应该说，一个作者如果要像我试图做的那样，写一部小说或虚构的作品，他会发现，他要运用的材料，不论在语言或举止习惯方面，极大部分对我们今天和他所假定的活动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因而这赋予他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比当初看来大得多，他的工作也变得容易得多。不妨用一种姊妹艺术来作说明：考古上的细节可以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