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表示疑问：“你？”
“是啊。”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
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戴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
“我是去采访。”
老人微微一闭眼睛：“可你看上去比我的孙女还小。她上大学四年级，学中
文的。”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
说话了。”
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
还没有开始抗日。”
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80岁。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我忍不住这
样说了，她很开心。也许全世界无论年老、年轻的女人都会因为被夸赞看上去比
实际年龄年轻而由衷地微笑吧。
飞机在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说：“1936年，我从法兰克福辗转来上
海，又来武汉，……”
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的一贯的在沉
默之中的探询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
的时候就开始喜爱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已经追随
着她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1936
年在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她父亲的
学生，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
候偶尔会偷偷看她，17岁的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
不完花边的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少女已经19岁了，25岁的湖北小伙子留
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文、德文对照的地
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少女只用过一次，是一封简短的电报：“将
来武汉结婚，请等待。”……
老人在60年的浪漫中独自微笑，我在她的微笑之中捕捉那一对恋人的影子：
“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先在武汉，又到北京，之后又到武汉，再到北京，1966
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就一直住在北京。”
我又一次飞快地算出了一个数字——3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了一个中国建筑
师守寡30年，这个数字如果从我的年龄中减掉，我一下子就被送回了另一个世界。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老人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你看，现在已
经过去了60年，我80岁了。”
我无法想像，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面对
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认可，
正如我无法想像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
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他们的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的时候，她是怎样一种切肤
之痛。
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的表情，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我又一次想到了杜拉，那个善于把人置于难言的伤痛之中却只字不肯透露的女作
家，在《广岛之恋》中她只有一句话讲到了创伤：“要是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
都会贬低了这份痛苦的感情。”的确，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
旅途上的午餐永远是热闹的。老人很熟练地用一次性使用的木质筷子，并且
为我和她自己各要了一小杯啤酒，只有在和我碰杯的时候她轻轻迸出一句英文：
“Cheers！”空中小姐收走餐盒和废物的时候，她把原封未动的一副塑料小刀叉
放进了手袋：“我去武汉是为了看我丈夫的弟弟，他和我一样大，他的重孙女三
岁，特意打长途电话给我，要这些刀叉玩儿过家家……”这一刹那，我有了一种
很深的、几乎很感伤的感动，这是属于母亲的动作。在人们把飞去飞来当做习以
为常、把这种收集视为“小家子气”的今天，这个60年前来自德意志的80岁的老
妇人，让我想起自己的小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从出远门的长辈手中得到过这
样的“礼物”、这些“飞机上用的刀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牵挂和血液里的相
思。我断定她一定是一位难得的好母亲，尽管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有几个孩子以及
她是否曾经为了他们而含辛茹苦。
飞机已经开始在渐渐降落。
“我可以知道在北京怎样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
“五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还可以碰上。”在留下她担任德
国现代文学教授的学校和电话之后，她笑着说。
我们在天河机场外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告别，她的白发在中午的阳光里闪着银
色的光泽。她坐上机场巴士的时候，我想，这里对于我是异乡，而她，她说是
“回家”。
在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五天之后返京
的机票，为此，我多付了相当于机票价格的1/5 的手续费。
白天的采访相当紧张，但是几乎每一个空档我都会想到这个奇特的老人，而
且由她，我几乎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
夫。
事实上从我做了记者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在习惯和丈夫的分离。他像一盏
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叫做“家”的地方，而我像一只鸟儿一样乱飞。然而倒
退回新婚的时候，这一切正是我所频频抱怨的。
认识我的丈夫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再工作了，迅速地结了婚我也迅速地变成
了“家庭妇女”。那时候丈夫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应酬也每每很多，在他的忙
碌的相比之下，我显得非常“有闲”。那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看着丈夫
吃完早餐、夹着皮包离开家，我的百无聊赖就此开始。照例是做美容、看录像、
吃瓜子、翻杂志、听音乐，直至买菜、做饭，而晚餐快要上桌的时候常常会接到
丈夫充满歉意的电话：“今晚有活动，不回来吃饭，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样的日子我会很委屈。1995年春节后的一天，丈夫照例是通知晚饭不回来
吃，我只好再次“自己照顾自己”。我一个人唱卡拉OK，唱啊唱，唱到唱不动。
丈夫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歪在长沙发里睡着了，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话筒掉在
地上。那个晚上我哭了，我告诉他有一家报社在招聘记者，我要去考。我说我一
生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做记者，一个是做母亲。
三个月以后，我真的成了一名记者，而在那个晚上痛哭过之后，丈夫的应酬
越来越少，我知道他在增加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同时我也知道，伴随着我的工作，
这种可能又变得微乎其微了。
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是丈夫的声音：“我知道是你。”
于是我大讲那个老妇人、讲杜拉、讲小刀叉，丈夫静静地听着，就像每一个
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而他对着我默不作声。
“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相隔千里，我忽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而这在平
日里是为我们所不屑的。
我知道丈夫在笑，但他的话却依旧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还有窗帘，你
想想，一个老婆出差了的男人，除了这么消磨时间还能怎么样？”
这是我丈夫一贯的表达方式，而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
的深意。
“两年前你说我‘商人重利轻别离’，现在轻别离的人变成了你……”丈夫
还在打趣，我已经泪流满面。五天以后回到家里，是没有人等候的空屋子，而丈
夫离家的时候，没有他爱的妻子帮他打理行装……很俗的感觉和细节，却让我在
刹那之间心痛不已。
“酒店的长途电话费很贵，不再打了，你自己加衣服，北京很冷，我看过天
气预报……”
丈夫那边轻声说：“老婆你不在家，我甚至找不到毛衣。”
我只好在他的叮嘱和笑声里挂断电话，牵挂着那件我也忘记了放在哪里的毛
衣。
五天的时间很快也很紧，然而在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专程到据说
是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找到了一间很漂亮的休闲装专卖店，给丈夫买了一件毛
衣。这是若干次出远门中唯一的一次带了礼物回家。
我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到达天河机场，逡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我在等待那个
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
当那灰色的身影缓缓过来时，我们相视而笑。
老人拉住我的手：“小姑娘，缘分也让你做出来了。”
显然，这一次武汉之行令她十分开心，她始终微笑着：“我见到了弟弟他们
一家，多好的一个大家庭。他长得很像我丈夫，瘦，而且不显老……”我在她的
娓娓道来中猜想，她见到夫弟时一定想念着她的与之容貌酷似的丈夫，宛如一次
心中的久别重逢。
“您没有再回过法兰克福吗？”
老人摇摇头：“没有。我因为教学的关系到过汉堡、波恩以及图林根，但是
我没有去法兰克福，我在那儿没有亲人了。我是独生女，而且，我嫁给了丈夫，
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每年回一次武汉。”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
化了，她穿过列宁服、拿过红宝书、有中国人人手一页的户口卡片，用过各种粮
票、布票、肉票，然后她又在每个清晨提着篮子到“早市”买青菜和她丈夫爱吃
的豆鼓……她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她打趣说这叫做“嫁鸡随鸡”、“后面的
话不好听了……”
我们仍然一人一小杯啤酒，并且“Cheers”。
“小姑娘，下了飞机有男朋友接吗？”
我摇头：“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