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来撒谎。
然而事实证明姐姐是对的。
我过生日的时候姐姐带我到商场买了一条30多块钱的项链，仿真的，但是做
工很精细，我说像我这么穷的人只能戴假首饰。姐姐安慰我说，国外的女人是很
讲究戴做工精致的仿真首饰的，因为漂亮而又便宜，丢了也不心疼。我就美滋滋
地戴着一条物美价廉的项链去上班了。在楼道里，我碰到了穿“日本裙子”、戴
“印度手镯”的她，她的脖子上居然戴着一条和我的一模一样的项链，所不同的
是，我因为害羞把它藏在衣服里面，她把项链挂在衣领外面。我马上说：“你也
买了这样的项链？！”她立即又眉飞色舞起来，说这次她姐姐去了斯里兰卡，给
她买了这条项链，上面镶嵌的是天然红宝石。
我站在楼梯上，看着她。刹那间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定要戳穿这个吹牛的
人。我急不可待地把项链拉出来，说：“你为什么要骗人呢？明明就是一条30多
块钱的项链，你为什么非要说是从外国来的？我知道你的裙子和手镯都是在北太
平庄小摊子上买的，你为什么非要骗我们大家？”
看着那个女孩子一言不发地走开，我终于有了一种出气的感觉，我想我要在
中午吃饭的时候让所有的同事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吹牛大王。
但是我的计划没有实现，那个中午她没有跟大家一起吃饭，她请病假先走了。
吃饭的时侯女同事们还是带着羡慕的语气议论“来自斯里兰卡的项链”。我什么
也没有说。说不出原因的，我觉得那个女孩子有点儿可怜。去洗手间的时侯，我
悄悄的把我的项链摘下来，藏在了衣袋里，我不想让同事们发现，原来我也有一
条“斯里兰卡项链”。
日子和往常一样，我们照样上班、和同事一起吃中午饭，我和她都像什么也
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吃完饭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杂志，很少再参加聊天，
而且，一直到调离这个单位，我没有再戴过那条项链。
这两个给过我上当机会的女孩子，后来我都没有再见过。
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之中我还曾经遭遇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谎言，对于我无足
轻重，而对于撒谎的人分外重要。慢慢地，我也学会了理解和谅解，那些用小谎
话安慰自己的人，那些通过用小谎话从别人那里获得诸如艳羡和钦佩等等好感觉
的人，其实不一定是坏人。就像妈妈说的，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生活中的不
尽人意，于是他们选择活在自己编织的梦想里，并且由此获得安慰和满足。他们
其实没有伤害别人，只是他们自己有些不自信罢了。
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保存着善良之心而又多少有
些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同情
有时候会想，什么人才有资格同情别人呢？一定是认为自己活得比别人好或
者自认为幸福的人。
小时候坐在温暖的屋子里，一边剥花生吃一边听着《卖火柴的小女孩》，想
像一个同龄人在冰天雪地的夜晚挨饿受冻，一个挨饿受冻的女孩子在凄苦的大年
夜做一个能吃饱饭的梦，难过地流下眼泪。同情是可以想见的。不能想见的是一
个可能也许不会变成现实的假设，假如，假如听故事的人也是在一个同样冰天雪
地的大年夜，也同样卖着没有人买的火柴，也同样地挨饿受冻，谁会为谁流泪呢？
这样的假设应该是包含着理性的，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
保存着善良之心而又多少有些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这样的矛盾也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1994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乘地铁去上班。在崇文门地铁站的入
口处，总是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双腿已经不全，膝盖以下齐刷刷地斩断了。他坐
在乘地铁必经的台阶上，面前是一个破旧的大茶缸，里面装着很少的零钱。这个
男孩子看上去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眉目间的楚楚可怜之中还带着一些未脱的
稚气。
他是一个乞丐。他的肮脏的双腿裸露着就是他博得同情和施舍的道具。
如果没有后来的偶遇，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每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
候，放一些零钱在他的茶缸里。在发现他行乞的真相之前，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洋溢着奢侈的同情，我想他是多么痛苦，完全丧
失了自由活动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人行动的快乐，也许这就是他的一生。
我一边同情着他一边就在为自己庆幸，能走动是多么幸福啊。我从没有想过，可
能在我放下手中的零钱时，他就在心里暗暗地同情或者干脆就是嘲笑，世界上居
然有像我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傻瓜。
后来对这个乞丐的发现使我相信了一点，就是在生活中所有的欺骗有朝一日
都是要暴露的，这种暴露就是对欺骗别人的人最好的惩罚。
我是在地铁站旁边的糕饼店里遇到他的。一个健康的、双腿健全、可以自由
地跑跳的少年。他买了一只跟我正在吃的汉堡一模一样的汉堡外加一杯可乐，站
在靠近门口处，一边吃一边看着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和
脸上，他和任何一个享受着美好生活的少年没有任何不同。
我握着吃剩一半的汉堡，死死地盯着他。我不会看错，他就是那个曾经若干
次牵动我的恻隐之心、若干次让我感到莫名的优越并因此掏出钱包的小乞丐。绝
对是他。他怎么敢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吃那些给他零钱的人们也许尚且不可能天天
吃到的东西？他怎么敢把他的健康的双腿如此明目张胆地亮出来而丝毫不感到羞
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他快乐地看着街景仿佛根本不知道距离几步之遥的地
方有一个上过他的当的我存在。甚至，有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没有
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像所有的陌生人在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又瞬间无所谓地闪开一
样。
这一天我走进地铁通道的时候，在楼梯上没有遇到每天行乞的少年，恐怕只
有我知道，他在不远处的糕饼店里吃汉堡、喝可乐，晃着两条毫无缺陷的腿。
此后，我在上班的路上又看到过这个男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假，他
的状态依然是残疾的，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地对给他的茶缸里扔下零钱的、善良
的人们道谢。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过去每次从他身边经过时的同情被现在的轻蔑
和气愤所代替，我发誓绝对不再把我的珍贵的同情心施与这样的骗子。
然而仍然有人像不明真相的我那样继续给予并且在有些居高临下意味的给予
中获得快乐。每天如此。
目睹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到，其实在这个“小乞丐”眼里，给予
的人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那么容易地就从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给予的原本无济
于事的施舍中获得满足，这些人也无非就是在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悬殊之后
表现出一种无关痛痒的慈悲，他们同情弱者的同时不是也在充满自恋地欣赏着自
己的乐善好施吗？我一度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乞丐”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再轻易表示同情。
这件事过去两年以后，我到报社做了记者。重新思考有关同情是因为一起工
作的一位同事遇到了一件事。一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在那一年的春节前找
到了她，哭诉如何因为受骗而失去了所有的收入，以至于别人都能回老家，而他
只能只身留在北京。他说他知道“X 老师心眼好”，“X 老师主持的版面也是呼
唤人间真情的”，“X 老师一定会帮助他”。他来报社就是想跟X 老师借500 块
钱，过完春节回到北京他会“加倍努力工作”，还钱给X 老师。
送走了这个人之后，同事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想了想，还是把钱借给他
了。毕竟对于咱们来说，500 块钱还拿得出来，对他来说，就是帮了大忙了。”
感慨同事的善良之余，我和另外几个同事纷纷议论，说善良的她一定是上当
了，她的钱和她的善良伴随着这个貌似可怜的人的离去而一去不复返了。我乘机
讲了我曾经遇到过的“小乞丐”的故事。
同事看着我的神态非常笃定：“不管他回不回来。我给他钱的时候就没指望
他一定能还给我。而且，一个人用出这样的方式，一定是因为他实在太困难了。”
后来不知道这个同事是否得到了归还的500 块钱，但是她当时的话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像，我想也许我是太矫枉过正了，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其实很多，乐
于助人其实也没有什么错，我遇到的不过就是一个个例罢了。
我在大约两年多之后原谅了那个用假腿骗人的少年。
又过了大约一年，那个同事离开了我工作的部门，她主持的那个“呼唤人间
真情”的版面变成了由我来主持。
不幸的是，我也遇到了几乎相同的一件事。一个自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来
到报社，对我哭诉他的困难。一切都与我的同事遭遇的一样，甚至那些好话都如
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X 老师”变成了“张老师”，500 块钱变成了300 块钱。
我的心里真的有了激烈的斗争，我的同事和那个“小乞丐”同时出现在我的
眼前，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仿佛同事代表着一种善良的美德，拒绝这种美德无
异于亲手把自己驱逐出好人的队伍；而“小乞丐”代表着一种邪恶，我想像着这
个小伙子拿着我给的300 块钱走出报社就在心里无情地嘲弄我的愚蠢。
我注视这个也许真的出于信任与无助而找到我、也许根本就是来编一个凄惨
的故事达到不劳而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