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贩子舍下了那块肉,周围的人凑了些钱,人们连这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问
就放她走了,还叮嘱她:“快回家。”
叮嘱是好心的也是多余的,这个女人用抢肉后逃跑的速度和姿势一路哭着跑
回家。她要回家炖肉给准备高考的儿子吃。
讲完故事的张鲁小声但是一字一顿地说:“这样的故事,你让我这个当编导
的人怎么去重现?这样的故事最好在哪里都不要重演。”
那顿晚饭我和他都没有吃好,因为我们一直在低声地谈话。付帐的时候,有
了一些小的争执,张鲁说:“安顿是客人,我要请请她。”我旁边的专题部主任
却坚持要这边来付,像是要拉同盟军一样对我说:“张鲁的钱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别张鲁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一定要为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做主持人,
这时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归期或者有没有时间返回重庆的问题,我担心,我没有
能力去把握这样的题材,而且也担心在面对被请进演播室的母亲和她的故事的时
候,会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与张鲁相约,在做完张艺谋的访谈之后与他联系。
然而在准备采访张艺谋的节目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断地想到张鲁,想到他
在四年前拍摄的一部长达53集的电视记录片《跨世纪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一部
片子,在距离重庆80公里的江津,有了第一所由电视台捐资建立的希望小学,此
后,又有15所希望小学先后建立起来,把上万名因为贫困而无力读书的孩子送进
了学堂。
张鲁说过,他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人的善良,因为一部记录片可以救助那
么多孩子,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救助那些在贫困中依旧舔犊情深的母亲。
我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到张鲁在市区的家。黑黑的楼道里非常安
静。
张鲁就坐在客厅里的一台电脑前面。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客厅,只有电脑、传
真机和一台电视,外加几把椅子。他靠窗坐着,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张艺谋的访
谈做得如何。他说:“我昨天一直在为你担心,我怕你会有思想负担。你是搞文
字的记者,第一次出像,容易紧张。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没有什么,做主持人对
于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做的好,就证明了你的能力,做的不好,也没有关
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我说我想要一份他的个人资料,他很快地打印了一份。很短,没有以往很多
人写的那样,充满了踌躇满志。只是简单罗列了他出生于1952年,曾经是插队知
青,西南师大学中文出身,接下来就是从1985年起都做过什么。我在他的获奖作
品中发现了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非常喜爱的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
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听到艾芜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一部名为《南行记》的电视剧,
而在我面前笑眯眯的这个坐轮椅的人就是它的作者。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说要为我送行,所以选择到一家酒店顶楼的旋转餐
厅,可以看到重庆市的夜景。
张鲁的表弟一直是一言不发的,直到这个时候才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站在张
鲁身后。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或者就是张鲁不忍心让自己的同事们又抱自己下楼
又抬轮椅。表弟站到窗户边上,对着窗外用重庆话叫了一声:“棒棒儿!”
张鲁对我解释,“棒棒儿”是重庆的一大景观,也是很多到城里来打工的农
民最主要的就业方式,他们通常在手中有一只像扁担样的竹棒,可以用来抬东西
和挑重物。每天,他要出门的时侯,表弟总是这样在窗户边上叫一声“棒棒儿”,
上来两个人,一人两块钱,抱他下楼。
两个“棒棒儿”像抬一个小孩子一样把张鲁一直抱进等在楼下的车里。表弟
给了两个人五块钱。我抢在他们下楼之前拍了几张照片,当他们走出楼道的时候,
我本能地转过身去。我不想看见这样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人现在的这个样子,我
不适应。
依然是我和张鲁挨着坐。他把最好的菜首先转到我面前,说“知道你这几天
都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直想问张鲁关于他的婚姻,但是一直没有敢开口。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
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我试探着问:“你有小孩儿吗?”
张鲁眯起眼睛,微笑着看我,我想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他慢慢讲起来:
“我是属龙的,十多年前的有一天早晨,我到外面跑步,那个地方叫小龙坎,我
被车从后面撞倒了。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小说里写的那些睁开眼睛
看到的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那种感觉是真的。医生说是截瘫。当时医生说出这句话
的时候,撞我的那个司机说,他这一辈子完了。他说他的一辈子完了。我有很长
时间都不说话,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我爱人是医生,她一直有一个愿望,就
是出国留学,我还在病床上的时候她就接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她悄悄地
撕碎了。后来,她又一次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劝她去了……”
有人在劝酒,张鲁举起酒杯,我们的话被打断了。接下来,他看着我,仿佛
在问我还想知道什么,我把话题转移开了。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是真的,就发生在他拍《巴桑和他的姐妹们》的时候,
在西藏,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大家都以为今生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冷和饿和环
境的凶险,每个人都有些心有余悸。大家决定再这里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排好
队、看镜头,但是摄影师像定住了一样看着大家,迟迟不按下快门。埋怨声起的
时候,摄影师让大家回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一个穿T 恤和短裤、骑着自行
车的金发小伙子正从他们身后经过。
张鲁说他自从成了残疾人之后,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花了很长时间。他说,人
从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个机会
和遭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勇敢起
来才是最重要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自己九死一生地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拍片子,
我用工作之外全部的休息时间来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是在重庆著名的“好吃街”上分手的,他嘱咐我说:“你早些休息,而
且,你得让这些忙了好几天的同事回家。”
回到北京以后,我认真地研究带回来的张鲁的片子,看完第一部的时候,我
决定在四天之后回到重庆,做完母亲节的节目。
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
刀光剑影
做记者这一行,令人羡慕的是有机会接触各色人等。一个人在芸芸众生之中
穿行,并且每每有几分文字或者感觉上的收益,看上去纷繁、热闹,好似人间不
散的宴席。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个中人,事情就远没有隔岸看来的那么美妙。一
个事件中往往会牵扯很多人,而发稿在即,于是对每个人通常都是点到为止;一
个人也许非常吸引自己,但报纸可不是为自家开的,不具备带有公众色彩的人物
一般情况下难在采访之列,个人的好恶不能决定让谁在版面上“露一小脸”。所
以,做记者更多的时候写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字,一般的所谓新闻稿件存活的时
间不超过一个上午。而这样的稿件每天都在被大批量地生产和丢弃着。适应的日
子久了,仿佛自己也没有了最初的理想,比如追求什么能保留下来。
检视这些年做记者的经历,浮光掠影的人和事已经淡漠,真正留存下来的只
有一些每每想起来都会为之感动的故事和心生牵挂的朋友。
李玉祥和冷冰川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他们都与我闻名都不由敬仰的三联书店
有着不解之缘。他们都有独特的认识和表现世界的方式和属于自己的“武器”,
李玉祥的“武器”是他背在肩上、随时准备对准什么的相机;冷冰川的“武器”
是他紧紧握在手中、需得倾尽心力灌注全情的刻刀。
李玉祥和冷冰川也是极要好的朋友,在他们表现形式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作品中,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剑影中闪烁、
跳跃,那些爆发之后的碎屑,我怀着由理解和钦佩而生的爱惜,一一珍藏。
李玉祥:为“老房子”挽歌般的定格
在认识李玉祥之前,首先看到的是他拍摄的北京仅存的过街楼的照片,拿着
照片的朋友说李玉祥是在听说了即将拆除它们的时候赶到现场抢拍,才得以使那
些堪称残垣断壁的旧时代的遗物留下最后的影像。然而,也正是因为李玉祥的快
速反应,社会各界才开始关注这些还多少可以使人了解旧京风物的准古迹,并且
最终得以保存下来。朋友说,这是一个对“老房子”怀有特殊感情的摄影家,他
的代表作就叫做《老房子》。
第一次见到《老房子》这套书,是在北京三联书店,也就是后来因为李玉祥
在那里工作我常常造访的地方。一套书平平地一字排开,自有一种桃李不言般的
温厚和朴拙。想像中那个背着摄影器材给这一切挽歌般的历史陈迹定格的摄影家,
也应该是一个凝思多于表达、内心极为丰富以至于必须用沉默代替诉说的男人。
而且,他应该黑并且瘦。
我决定要采访这个人,于是通过爱他的照片的朋友知道了他的联系方式。
第一次见到李玉祥,是在北京方庄他的宿舍。他的样子和我想像的略有不同,
黑,是因为风餐露宿;魁梧、结实,他说得益于多年的奔波,“也可以叫做跋山
涉水吧”。
在李玉祥的书堆里,我们各自落座。他的这个极小的“家”更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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