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把姑娘安置在小路边的土地上,走回来跟我说:“您能帮我照应着俩孩
子吗?她妈一会儿就过来。我得送她上医院。”
我说:“没问题”。老孙三下两下把他没有卖完的西瓜搬到墙角,拉起三轮
车就走。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怎么看急诊,他大声说:“放心吧,我老去,熟着呢!”
那天老孙的两个孩子跟着我逛商店。逛的过程中,老大因为不放心爸爸的西
瓜而不停地咕哝着说:“还是看着摊儿好。”于是我们就一起在墙角边守着西瓜,
等着侯姐收工之后来接孩子。
有好心人把翻倒的炉子扶了起来,火已经熄灭了,油锅也被推到了一旁。老
孙一直没回来。孩子说:“爸爸又做好事去了”,她们饿了,我从商店里买了火
腿肠给她们吃。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一边吃一边给我讲他们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爸
爸的英雄故事。从孩子嘴里,我知道了原来老孙在乡下的时候曾经一度当过村干
部,还把一个掉进井里的两岁男孩救了上来。大女孩说:“我爸的腿上有一条大
疤瘌,就是因为救人。”小女孩显然不会知道这些,但她知道姐姐讲的一定是一
件好事,也费劲地说:“唔,救人……”大女孩说后来爸爸不是干部了,因为
“爸爸老想要小弟弟”。
侯姐来接孩子的时侯,已经过了收市的时间,她千恩万谢,一定要我抱个西
瓜回去。我问她知道老孙去哪儿了吗。她说:“我就是刚从医院回来。她爸让回
家拿点儿钱,药费挺贵的。我拿了钱领着孩子给他送去。”我问姑娘的伤势,侯
姐说:“没什么大事儿,送医院快,能好。”侯姐没把西瓜搬走,只在西瓜堆上
罩了一块塑料布就匆匆忙忙地要走。
我说如果要帮忙,我也一起去。侯姐极力阻拦,说:“有老孙就行了”。我
留下了我的电话,说随时找我都可以。
然而直到第二天我到市场去找老孙之前,他们两口子都没有跟我联系。
我在市场上又看到了老孙在卖西瓜,他的两个女儿在跑来跑去。看见我,老
孙忙不迭地道谢,说孩子说了,阿姨会讲故事,还给她们“买肉吃”。
我问老孙花了多少钱。他想了一下,说:“200 多吧。这孩子刚开始出来做
买卖,都不容易,让她慢慢还吧。”
我没问老孙,花在别人身上的是不是当年他卖血攒下的钱。
有很多时候我想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
善良的问题女孩秧秧
秧秧是我在兰州出差的时候偶然认识的一个11岁的女孩子。
我去兰州的时候,正是白兰瓜刚刚开始上市的季节。在离我住的酒店不远处
就是一个小小的市集,几乎每个摊子上都有又便宜又干净的白兰瓜在出售,窄窄
的街道也因此时时飘荡着淡淡的香味。到了傍晚时分,白兰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
的火辣味代替。秧秧也是卖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个子很小,头发是有些干枯的黄色,皮肤却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显
宽大的花布衣服,从领口数下来的第三粒扣子没有了,别着一个生锈的大别针。
秧秧的摊子只有她一个人在支应着。她站在一张长条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一
摞已经烙熟的薄饼和一只玻璃缸,里面有切成一牙、一牙的白兰瓜,另外有一个
很大的铁盘子,盛着已经穿成一串一串的羊肉串,红白相间的肉块上洒着深色的
孜然粉。桌子旁边一只自制的烤炉,炭火正旺。桌子正对面是两条破旧的长凳,
料想是给那些吃东西的人暂坐的。
秧秧的羊肉串和白兰瓜都便宜。羊肉串是两块钱七串,现吃现烤,如果再加
上两毛钱,秧秧就会把烤得冒着热气和孜然粉的香气的羊肉串平铺在薄饼上,把
串肉的钎子抽出来,饼裹着肉卷成一个筒,一套饼夹羊肉就做好了;白兰瓜四毛
钱就可以买到一牙,相当于一个瓜的1/4。
每到一个地方出差,假如没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关单位的接待,我通常会选
择干净的小饭馆或者小食摊解决一日三餐,一方面是因为有限的出差补贴实在不
得不计较着使用,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坚信各地的酒店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只是寄居于酒店的话,无异于根本没有出行,而那些民风淳朴的鸡毛小
店有时候倒是了解一个地域的比较直接和方便的所在。
从到达兰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摊子就吸引了我。
那天傍晚,刚一走进这条市集小街,街两边卖各种诸如拉面、烤肉的摊主就
开始招呼我。在他们眼中,大概我是非常典型的外地人,一副人生地不熟的样子。
我继续向前走,想走完整条街之后再返回来找一家干净些的小店吃晚饭。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并排的羊肉串卷进饼里,一个男人等
在桌子边上,另一个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贯注于她手下的饼和热乎乎的肉。好
象有些困难,怎么也卷不起来似的,她的额角上有丝丝的细汗渗出来。男人显然
等得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不要费劲了,我自己就这样吃吧。”言语间明
显的挑剔和厌烦。女孩子小声说:“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饼还是卷不起
来。
我就在这个时候站到了秧秧的摊子前面,我说:“我也要这么一套。”男人
斜看了我一眼,说:“没见过这么笨的孩子。”秧秧低着头,倔强地跟饼和肉们
较劲。我说:“这个给我吧,你再做一份热的给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
看秧秧,脸上显出一种似乎很轻蔑又很释然的表情:“正好,你给她吧,我不要
了,你这么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说罢转身走了。
秧秧沮丧地看着已经破了一个洞的薄饼,紧紧地抿着嘴唇。我说:“没事儿,
给我吧。”她什么也不说,固执地盯着眼下凉了的肉和破了的饼,眼泪、一对、
一对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了秧秧准备给食客的破长凳上,吃完了她给我做的一套又
香又热乎的饼夹羊肉,还有一块秧秧说送给我的白兰瓜。走的时候,我在她的玻
璃缸旁边放了5 元钱。她坚持要找钱给我,我说:“反正我明天晚上还要来。”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那个小集市上走了一遍,饱吸了白兰瓜的香味,却没有
看到秧秧,每天晚上她摆摊子的地方是空着的,看来她是要到傍晚才出来的。
我还是在晚饭的时间来到了秧秧的小摊子。
秧秧换了衣服,一件男式的的确良衬衫,被她扎进裤子里,袖子高高地卷到
胳膊肘上面。肥大的衣服穿在这样一个小女孩身上,越发显得她很单薄、瘦小,
小风一吹,衣服鼓胀起来,秧秧象一个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远的,秧秧就绕过长条桌子来招呼我,她叫我“阿姨”,声音不大,很清
晰,还夹着浓浓的稚气。
我还没有坐上秧秧的破长凳,她就迅速地用一块灰色的、显然是从旧棉毛衫
上剪下来的布头把长凳擦了一遍,笑眯眯地看着我坐下。
秧秧从她摆在铁盘子里的羊肉串中挑了看上去最饱满的七支肉串,烤在炭火
上。
也许是因为有些阴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跟秧秧聊天。她
告诉我她11岁,名字叫做“秧秧”。我问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两个字,她想了一下,
说:“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里长的吗?我妈说叫这样名字的人好活。我
妈还说,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讲究,反正女人就和地里的草一样。”
跟昨天比起来,秧秧活泼了很多。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说“不行”:“哪
有卖东西的跟买东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说,人家看见我坐着,就以为我已经不卖
了,不行。您吃,我看着,就好。”
秧秧说她不是兰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刘家峡那边,是个小村子。
这时候有人来买羊肉串,秧秧用她11岁的小手麻利地烧烤、加调料、收钱,
又嘱咐客人不要把钎子带走,俨然一个老摊主。我在一旁慢慢吃东西,一边就在
猜想,这么小又这么能干的秧秧为什么会来到兰州这个城市,又为什么不在家乡
上学呢?
客人走了,我就问她:“秧秧,你怎么不上学呢?”
秧秧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沉郁起来,紧紧地抿着嘴唇,目光也低垂了。
我想起了那些被捐助才得以上学的孩子,也想起我们知道的那些还没有机会
获得捐助的孩子,也许秧秧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分子。
气氛沉闷了一会儿,秧秧抬起头来:“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我妈说女孩子上
学没有用。我上过学,上了三年呢。后来,我弟弟也要上学,我妈就让我回家了。
现在我弟弟就在我上学的那个学校,老师还是原来教过我的呢。”
为了证明上过学,秧秧告诉我,她会写字:“不信,我给你写一个。”我于
是掏出随身带的一支蓝色的记号笔,递给她。她握着粗大的笔,没有写字,而是
充满了艳羡和惊叹地看着这支在我的工作中必备的、因而也是极为普通的笔,翻
来覆去地看着,不知道怎么把结实的大笔帽拔下来。我帮她拔下笔用,她又开始
端详比一般的钢笔或者圆珠笔要粗一些的天蓝色笔心。
端详了一会儿,她问:“阿姨,你的笔是外国的吧?怎么一个中国字也没有?
都是些拼音。”我告诉她,这支笔是施得楼牌的,施得楼是世界上出产很多好用
又好看的笔和其它文具的公司。在北京,有很多商场都卖这种笔,很多人喜欢用。
秧秧小心翼翼地握着笔:“好多钱才能买吧?”
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心酸的感觉,这个11岁的小女孩在本来应该她读书的年龄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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