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却没有那个青年，直到我们走後。
当我们与她分手时，发现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於她的聪敏。可是，如她这样聪敏和洞察，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明智的道路？她显然不是为虚荣所驱，那长江轮上的男人是不会给她什么虚荣的。一切的发生，又都缘於这长江轮上的邂逅。假如她没有遇到这个男人，她的今天会是一番什么面目？这男人又以什么吸引了他？她总是说，他会讲笑话，会讲笑话难道是一个重要的秉赋？她自己也很善说笑话，谈话间，妙语连珠。她有使人快乐的本领，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这种使人快乐的本领，大约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们满意地回到队部，队长们说：“又是和她谈吧！”每一回记者来访，都派她去谈话，每一回都圆满完成任务，皆大欢喜。劳教们都愿意和她住在一屋，她虽从不打小报告，却也从不被人报告。她也能与队长顶嘴，顶完之後队长才发觉被她顶了嘴。她从不与人争吵，也无人敢欺她，她还使人很开心。她使样样事情都很顺利，很摆平。她还使个个人都很满意。我想，这大约就是如她所说：吃得来官司。而许多人是吃不来的。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饭”。
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比较别的中队，确实“吃得来”官司些。
很长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的故事。那长江轮上的邂逅，越来越像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个女孩，从这一个世界渡到那一个世界，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快乐还是不快乐？米尼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中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娟娟”，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二进宫”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已是第三次因卖淫来到白茅岭，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据说，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下山回家，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回沪後不久就去寻找门路，经人介绍，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一日，他们谈好买卖，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然後就发生了关系。事後，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将她也一并交代出来，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她矢口否认，态度相当强硬，爱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出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作十次判？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证实口供，将那人的案子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交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们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性格变得非常暴烈，队长们劝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管，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後她横竖是再要作坏事的，她横竖是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头发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後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後，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後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雨後的阳光照射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後，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後，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粗暴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探身进来，说道：队长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後座，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坯粗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後泥泞的道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色十分阴沈，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後，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作“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交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交涉时，老人在厅前徘徊，带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头困兽，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於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进底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终於没能搭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
饭後，走过隔壁一 饮食店，却见那三人正坐在里间，大人已经吃毕，在吸烟，孩子在吃最後几个馄饨，饶有滋味的。我们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进去，对那老人说道：老先生，吃好了吗？老人有些惊诧地抬头看我们，眼睛随即又涌上怒意，那男人倒还随和，问我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吗？所看望的亲属在哪个大队？我们说我们是来采访一些情况，并介绍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却非常知道宗福先，脸上露出笑容，并立即向老人说：叔叔，这是上海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将碗一推，对那男孩说：快点吃，说罢就起身离去，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那男子并不介意，向我们解释：叔叔气坏了，他从台湾来，特地乘了七小时汽车，赶到枫树林来看侄女儿，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干部们不让见，说凡是海外亲戚探视，都应事先告之，然後让劳教回到上海，住妇女教养院，在那里接见。他求情道，人已经来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干部则让他们快回去，等着在上海接见。算了算了！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不见了不见了，我们不要见了！这种地方，真令人头昏。我们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应当让妹妹回沪一次，现在里面活很重，一个个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几日。他依然嚷着：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太令人头昏了！你们看，我还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个小孩，走了这么远的路，却看不见妈妈，她们这种干部，心是多么硬，实在头昏！我们慢慢地劝他平静下来，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请我们去坐坐，我们便也不推辞。台湾来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烟，房间很小，挤挤地放了三张床，见我们进来，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实在气死了！——他又对我们说。我们问他妹妹在哪个中队，叫什么名字，什么案情进来的。前面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说他妹妹在四中队，四中队除去将要解教出所的人外，还有一支文艺小分队，他妹妹是小分队的。谈及案由他只连连说：这样的事怎么说得清楚！这样的事能说得清楚吗？我们问他妹夫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已经离婚了，孩子归妹妹，现在由他带，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又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想起这些事就头昏！再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他就摇头，连连说，头昏头昏。这时，台湾来的叔叔走了进来，无缘无由地将那孩子喝斥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