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的2/3，看上去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薄薄的嘴唇，总是在往一边歪的嘴角不时流出几滴口香糖汁液。
洛处长大喜过望，连声说：“好！好！”心里却暗暗嘀咕。‘这才是想啥就来啥。’他一伸手将这名记者拽到旅团长身边，指着旅团长对记者说：“你告诉他，不是我想杀你们，而是你的部下和同事想杀你们！”又指着仍悬挂在窗框上的两具日军突击队员的尸体说：“你告诉将军，是不是还想让这两位先生，也像那两位突击队员一样把尸体挂在窗框上？”
记者刚将洛处长的话用英文和日文翻译给将军，那位身材矮胖壮实的大使与德国政府特使，就声嘶力竭的叫喊起来：“不！不！这是屠杀！是屠杀！是对众多生命的不负责任。这是在用无辜者的生命在做愚蠢的赌博。我要去控告你！”
洛处长没表示什么，只是默默观察着。那位记者到是如实把他们之间的对话转述给洛处长。他知道只有把日本人打疼了，打怕了。他们才会老老实实的坐下来和你讲道理。
那位日本旅团长无奈的看了看因恐惧而在发抖的大使。又看了看无可奈何的德国特使。他知道这两位先生若真的出了事，军方和政府的处境就更尴尬了。那些在野党派，反战的团体及民众，就足以将大本营及关东军司令部掀翻了。
他沮丧的长长叹了口气，“罢了！罢了——！”他对那个哭得满脸是鼻涕眼泪的通讯士官长说：“别哭了，打开无线电，我要和旅团司令部通话！”
将军的话刚说完，洛处长就惊异的发现。无论是日本大使，德国特使还是记者就连通讯士官的脸上，都忽然间泛起红润的光泽。眼睛陡然升起希望之光，扭曲的五官也迅速复位，兴奋之情溢出言表，就仿佛是扎了一针吗啡。
这时通讯士官说话了：“将军，无线电已接通。值班员说已责成宪兵司令部警备队队长武藤信义，出任处理这次突发事件的全权代表。所有与此有关的事项务必须向武藤信义联系或汇报，其他人无权干涉和过问。所以我已为您接通了武藤信义队长。”
“很好，小姐，辛苦你了。”将军带有几分歉意，拍了拍这位早已花容失色的女兵的肩。突然他发觉有人拽他的衣服，他回头发现是那位矮胖的日本大使。他言辞恳切的说：“将军，生死关头啊！这么多条命可都在您一念之间哪！这种时候是玩不得什么英雄主义呀！你可想好了再说呀！”
旅团长将军恼怒的挣脱大使的手，苦笑着摇了摇头，仰天长叹：“上帝呀，难道军人的荣誉，还不如几个政客的命值钱吗？他不惧死，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见过太多的死亡。可今天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求生往往比求死还需要更大的勇气。他这才体验到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他才明白什么叫投鼠忌器的尴尬和恼怒。他才深深理解了“猫戏鼠时”，猫的残忍、鼠的屈辱与哀怜。
敦化铁路交通总控制室里一片混乱，呈半圆形操作台上，堆满了纸张和报表，喝剩的咖啡杯，快要溢出的烟灰缸。一些人正在收发电报，一些人正忙于统计各种数据和综合情报评估。走廊里挤满各新闻媒体的记者。卫生间里拥挤着许多人，正在赌专列上的人质是生还是死。
武藤信义问“专列到达什么位置？”
值班员俯身按了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模型板上的红灯马上闪了几下，“在敦化车站的西边，距离约十公里。”
“专列上的情况怎么样了？有多少伤亡？”
“专列在出事地段就自行关闭了无线电，再也没联系上。至于伤亡情况就很难讲了。据沿途跟踪侦察得知车厢内所有灯光都关闭，里面烟雾腾腾根本无法知道伤亡情况。”
“专列受损情况如何？”
“还能怎样呢？专列尾部几乎炸飞了，车厢前门的踏板和隔板连同门框的下半部都炸掉了。近一半的窗户炸坏，所有玻璃全炸碎了。”
这时放在值班员身旁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他转身拿起电话听了一下又放下了。说道：“是通讯室的无线电话，他们一直在试图和专列联系。”他又按了几个按钮，对武藤信义指了指操纵台上的一部红色电话机。
武藤信义忙抓起电话筒，值班员又按了一个按钮，顿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我是第七十五旅团长山口盛二将军，叫武藤信义队长听电话。”
武藤信义的眼睛湿润了，是将军的声音。有些干涩沙哑，可在平淡严谨的修辞中仍无时不在体现一种威严和责任。
“将军，您好！我是宪兵司令部警备队队长武藤信义。您现在怎么样？车上的状况如何？有伤亡吗？”
“在这种时候还能怎样呢！请你立即传达我的命令。必须停止一切企图夺取机车的行动，不要再作任何无益的尝试，拆除沿线路障和爆炸物，以便确保列车安全通行！”
突然话筒沉默了，中断了，传出来的只是时断时续的轻微沙沙声。武藤信义惊得冒了一身冷汗，他忙问值班员，说：“你敢断定这台设备是在正常工作吗？”
值班员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又看了看仪表指示盘上的显示，线路中夹杂着一阵刺耳的劈啪声。值班员忙伸手扭动旋钮，又启动了排除杂音的设备，杂音渐渐消逝了。
将军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你听好了，现在中国的一名指挥官要和你直接讲话。我这里有一名记者充当翻译，在语言构通上没障碍。”
说话间，通讯士官将耳机和话筒递给洛处长。记者高桥村越抓起另一副耳机和话筒。临时增设的铁路交通控制调度室开始调试通讯设备，随着信号增强频率波长的串联，两处的通讯设备开始同步运转了。
“我是东北抗日联军野狼突击队的队长，姓洛。现在我要知道与我通话的人是谁？”
“我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备队队长武藤信义，同时还是负责处理这次事件的全权代表。
“好！你我都是军人，无需绕圈子。坦率的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也无意将这些人如数交给抗联。”洛处长在字斟句酌的小心避开‘人质’这个词组，他不想给对手留下一个恐怖份子的形象。
“这我就不明白啦，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武藤信义感到困惑。
“告诉你，我的目的相当简单——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将间谍春山云子抓捕归案，并带回重庆！”
“你觉得你办得到吗？”武藤信义的语气里，透着那么一股子嘲讽和冷漠。
“如果我办不到，那么你所见到的就是这些战俘的尸体！”
“喂！您什么意思？能不能明确一下您的条件？您到底需要什么？”武藤信义的心里骤然向下一沉，又突然升腾起一点希望之光。
“从现在起，你必须按我说的办。如果你我之间配合的好，我可以将这些战俘还给你们。当然间谍春山云子除外。”
“洛处长，您需要我们如何配合呢？”此时，他紧张得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一、立即拆除路轨上的所有爆炸器材及路障。确保列车安全运行。
二、在延吉火车站距机场最近的路口，预备一辆带防雨篷布的卡车，送我们去机场。
三、通知边防部队及相关部门，在我们这趟列车抵达延吉车站时，将有一架我方的飞机由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入我国领空。并降落在延吉机场，你们有责任保证这架飞机安全降落。
四、你们用什么来担保我们的飞机起飞后，不至于遭到你们地面炮火与战斗机的攻击呢？如果你们无法提供让人信服的保证，我们只好按自己认可的方式，做最后的处置了！”
“洛处长，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如果我准确无误地按您的意思办了，您就应当无条件地将我们的人释放？”
“注意：是除间谍春山云子之外，我再强调一遍，不要钻空子！”
“我明白了。请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我个人认为应当能够成交。”
“可以，十五分钟应当是足够的了。十五分钟后，仍得不到我们满意的答案，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与时间表自行其事了。”
武藤信义知道这条件太优越了。他明白如果抗联方面一旦自行其事，其严重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可他也清楚那个云子在衫田友彦心目中的位置，他显得有点迟疑不决。
“立即答应他的全部条件，按他说的办。”另一部电话听筒里传来衫田友彦兴奋而又急切地说话声。
他立即拿起这部电话。“总监，那春山云子可就死定了。”
“你是不是没长脑子？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德国政府的特使，是日本驻韩国的大使，是那位战功显赫的旅团长。一个已经暴露了的间谍，在客观上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情无义，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可问题在于他们让我们提供飞机升空后的安全保证，您也知道这种安全保证只能是口头或书面上的，而这种保证原本就不值钱。这又如何能让他们相信？”
“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心。这样吧，你立即无条件地答应他们。我马上坐飞机去延吉，必要时我亲自护送他们出境。你也尽快赶到延吉，注意你现在的工作重心是确保列车与人质的安全。否则，你我可就真的该以死谢罪了！”
“好吧，我按您的命令办就是了！”说罢，他马上又抓起那部红色的电话听筒。“洛处长，您在听吗？”
“是的！”
“我方已无条件地同意贵军的条件！铁路已为您全线开通，我宪兵司令部正在向贵军延安总部通报此事。至于飞机升空后的安全问题，您尽管放心！我将亲自护送你们出境。”
“武藤君，您不觉得您的份量轻了点吗？”
“好吧，我尊重贵军的选择。我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特务机关长兼满洲国首都警视厅总监——衫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