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布雷的忠诚，一次次遭受现实的打击，令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他主持宣传小组，当局拨法币100亿元作为宣传经费。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有人建议换成黄金、美钞，以免贬值。但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认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抵触。他指示把这笔经费存在几大银行，“如须开支，动用利息”。他经手的公款，手续极为严格。支票和印鉴由他自己亲自管理。秘书蒋君章把每笔应该支出的钱和报告，合成一个卷宗呈上，他自己开出支票，由蒋君章转交受款机构，取回收据，再次呈报他，才算完成手续。他有一本支票开出的记事簿，蒋君章有一本收支详细的账目和卷宗。他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涓滴为公”，与贪污盛行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币制改革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对夫人王允默说：“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
“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关金、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圆券？”
“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
没想到金圆券发行不久，物价就直线上升。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上涨到17。5倍。这一情况已经不用下属汇报，王允默也对他说了：“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工人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现在也偃旗息鼓了。”
陈布雷用私人积蓄兑换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中央宣传小组的公款100亿元法币只换成几千元金圆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陈布雷周围工作人员的生活，连伙食费都付不出了，陈布雷只得先拿自己的钱给大家垫伙食费，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而实际上再移作下个月的垫款，不足时，再由他垫付。陈布雷长叹一声：“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军事上连连失败，经济形势又是一片混乱，如何是好，出路何在？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失败的关键是丧失了民心。一方面是局势这样困难，而那些拥有特权的豪门却照样发横财，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蒋经国尚且扳不倒他们，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提出清算豪门的问题，代表了国民党内多数人的意愿：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便是倚势豪强如故。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的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目前少数人这样享受一切特权生活，骄奢淫逸，没有一个人去当兵，一文钱也不肯出，而却完全要穷苦老百姓抽丁纳粮，如何使人心平气服？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的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令民困得以稍苏，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而大振。
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后，大量难民随着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显得更加焦虑不安。他叹道：“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陈的副官陶永标回忆：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召集的会议中公开提出来的。
有一次，陈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断断续续讲的几句话：“战局……不利，我们……被打败，不会被消灭，你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仍然决心贯彻“戡乱”方针。他说：
自东北军事失利以来，共匪谣言攻势的猛烈已达于极点。不但一般民众受了谣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识分子也不能认清国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发生动摇。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最近共匪指使一班徒众提出两句口号，一是“求温饱”，一是“求和平”。这完全是抄袭苏联内战时代“土地、面包、休战”的三个口号，他们要以此来迷惑全国的同胞，瓦解剿匪的精神力量。……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我们内部能不能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能不能振作精神，集中力量。希望中央各部长负责同志坚忍镇定，在军事第一的原则之下，拥护整个决策，共同一致认真执行。
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审时度势、深知内战打不下去而主张和谈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在陈布雷看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忠实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且士大夫气节很重的人，受到蒋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陶副官回忆：陈布雷生前的最后一些日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着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以前每餐能食近两小碗饭，现在只能食一小碗，菜吃得更少。晚饭后到寝室，也就是他晚上的工作室，时而伏案批阅文件，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又衔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长叹短吁，或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陈布雷的精神和体质已经差到这个地步，蒋介石还催他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一向提笔行云流水的陈布雷，这时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写什么呢？还能再愚弄全国人民吗？连他自己都被愚弄了，怎么还有脸再自欺欺人！他感到心力交瘁，11月11日写了一篇“杂记”：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遇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了脑力使用得实在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紧要的问题应早些提出方案之交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经是油尽灯枯了。
陈布雷报效国家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他为国民党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年，没想到国民党现在的威望已经扫地。他毕生忠于蒋介石，现在却形同路人，政见已无共同之处。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此时的陈布雷，反而从容了。他的副官陶永标记录了陈布雷最后的日子：
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饭后，他不时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等情况，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叹口气说：“物价暴涨，工薪阶层困难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这么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泪水差点滚下来。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持，倘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个老实人。”我心中难过，便劝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还乡，著书作文。”他听了，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布雷先生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开车接他回公馆已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几位秘书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可是在饭桌上，布雷先生一反近来沉默寡言态度，从容地作了一次长谈。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北伐战争，一直谈到眼前局势，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办报、教书一些轶闻，最后语重心长地要我们保重身体，免得像他那样未老先衰。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活动他请假不参加了。这天，他反而比往常从容。上午请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他女婿陪着他聊了一通话。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叫我驾车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我只见他两眼发愣地凝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在离中山陵不远处，他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望。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