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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陈布雷会见的最后一位家人是他的女婿袁永熙。袁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的次女陈琏结婚。夫妇两人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于1947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陈布雷托人把两个人保出来，调到南京工作。由于他们在狱中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陈以为他们是思想激进，总是劝他们安分守己，不要惹麻烦。在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陈布雷最不放心的就是陈琏夫妇。他对袁永熙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意思是让他们好自为之，自己保护不了他们了。这些话，也是陈布雷对自己一个惨痛的总结。
这天夜里，陈布雷在灯下，一连写了十一封遗书。其中两封是给蒋介石的。第一封遗书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无丝毫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在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陈对蒋还有割舍不去的感情，但是遗书中没有一字谈到“戡乱”，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间的战争，而借自己“结束毫无价值的一生”，对国民党的历史作了根本的否定。在第二封遗书中，笔调为之一变，通篇都是自谴自责之词。他引用“瓶之倾兮惟垒之耻”，表示国民党的失败也是自己的耻辱和罪恶。但他又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他引用唐朝诗人韩愈的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婀”，这是韩愈指斥朝中权贵都是老练圆滑、老奸臣猾之徒，一个个只知依违随人，献媚迎舍，而不知感激、奋发。陈布雷一语骂尽了蒋身边那些只知揣摩逢迎、醉生梦死的官僚。
除了给蒋介石的两篇遗书外，其余九篇有四篇是写给同僚及友好的，即《致张道藩》，《致洪兰友》，《致潘公展、程沧波》，《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两篇写给部属，即《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遗副官陶永标书》。三篇写给夫人、兄弟、子女，即《遗夫人书》，《遗训慈、训忿、叔同诸弟书》，《遗诸儿书》。陈布雷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细心的人，他要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并将后事一一安排妥当。
写完十一封遗书，已是11月13日凌晨。陈布雷吞下一瓶半安眠药，倒在床上永远地睡去了。上午九时，陶副官接到电话，催陈去开会。陶到卧室敲门，没有反应，而且门从里面上了闩。陶感到异常，从窗户中钻进去，才发现陈布雷已经僵硬气绝。陶大惊失色，赶忙叫来蒋君章秘书，一面找医生来抢救，一面向有关方面报告。陶副官亲自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吃一惊，匆匆赶到陈布雷寓所。望着陈的遗容，蒋的表情悲哀，他脱帽肃立，并嘱咐手下好好料理后事。
如何发布陈布雷的死讯，成了一大难题。当天来看望吊唁的官员和客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问蒋君章秘书是怎么回事，蒋知道事情严重，不敢直言，只得说假话：布雷先生原来有失眠症和心脏病，经常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加服因而中毒。次日《中央日报》发的消息，就说陈“以心脏病突发逝世”。第二天，陈布雷的好友、上海《新闻报》主笔程沧波从上海赶来，看到陈留给他遗书后，严厉指责蒋秘书等人的说法。他认为这样就抹杀了布雷先生为党、为国家的苦心，至少他个人不同意病死的说法。这时，外界对于布雷先生死因传说纷纷。治丧委员会在审阅全部遗书以后，经蒋介石批准，决定全部发表。19日，各报口气为之一变，公布了陈布雷自尽的消息。
蒋介石读了陈的遗书后，颇为伤感，为他写下了“古今完人”的匾额。陈布雷的葬礼也办得隆重风光。在大敛和公祭仪式上，蒋介石两次率领政府要员出席，说明他对陈是有感情的。他还特派蒋经国与陈氏遗属一起护送陈布雷的灵柩往杭州安葬。《观察》以“特约记者”身份的知情人透露：
廿年来患难相随，忧乐与共的职掌总文案和内府机密的陈布雷之敢于在自杀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则以死明志。这件事在政局发展的研究上是颇值得参考的。……陈乃觉国运不绝如缕，而他的“领袖”又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干到底，既倒之狂澜已无挽回的余地，终于以死谏之。
陈布雷之死是一个象征。当年北伐时，像他这样的一批立志救国的人投身国民革命，希望能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他们曾为蒋介石政权尽心竭力，不辞辛苦。但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独裁，国民党官僚在经济上的腐败，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经济的崩溃，军事的惨败，使陈布雷这样的人彻底绝望了。旧道德的束缚使他无法解脱，只能选择自杀的下策。惟一可以安慰的是，陈布雷的灵魂安宁了。他静静地躺在西湖边上，不用再看到半年之后，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惨状了。
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
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后，国统区内的民主政治团体不复存在。一些坚持民主信念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掌握的报纸、刊物，继续同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两家：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
储安平的《观察》周刊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虽然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却信奉“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他们没有党派，被称为“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储安平的自我定位是：“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1＇与民盟等积极参政的做法不同，这些“自由思想分子”尽可能地模糊“政党”或“组织”的概念，表示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也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他们希望能走第三条道路，将中国引向民主。1948年1月10日，萧乾为《大公报》起草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明确表达了这个立场：
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自由主义者不是看风使船的舵手，不是冷门下注的赌客，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立场是否太理想化了？在当时国共尖锐对立的状态下能做到吗？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空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1＇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刊的《观察》第6卷第1期上，回顾了自己在国统区办刊的经历，反省道：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