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石！”第二个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先生。他以个人署名撰文说：“《大公报》的短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太违犯起码的新闻道德了！”＇1＇《大公报》何以会如此？国民党政府要控制舆论，就要消灭一切不听命于它的报刊。《大公报》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低调。另外还有原因。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老板胡政之从国民党中央银行以官价兑换了20万美元，购买设备发展事业。在当时外汇极为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笔优惠的巨款。蒋介石是不会白扔钱的，他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公报》的“津贴”。＇2＇吃人家东西嘴软，受人之惠，当然不好意思再骂人家。《大公报》在政治问题上就不敢那么尖锐了，胡政之还参加了南京的“国大”，替蒋介石捧场。但是他心里明白，《大公报》这样下去是自毁招牌。他一生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将20万美元大部分投到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开辟新的阵地。
所以，1948年初，《大公报》在上海学潮、舞潮、工潮的风暴中，表现得相当软弱，不但不支持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反而高唱“社会需要祥和空气”，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与此同时，又连续发表社论，倡导“自由主义”，对内战要做“填土工作”。这些行为招致了左派的严厉批评。也为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不满。1948年3月出版的《时与文》杂志发表《近年来的〈大公报〉》一文指出：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起码条件，当是明辨是非。可惜的很，大公报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欠缺的。统观它的言论，除了对日本问题尚能严守立场以外，其他问题，尤其是国际及国内政治问题，有时看来看去，简直不知它说些什么。看惯大公报的人，有两个公式可以概括它，其一我名之曰“糊涂县官”式：糊涂县官问案，上堂不问青红皂白，原告被告各打四十大板。大公报谈问题也是这样，甲方这样这样不对，乙方那样那样不该，支吾一通，结果不知所云。其二我名之曰“允执厥中”式：诸如“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
不辨是非，不愿辨，不肯辨，不敢辨，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真令人怀疑。“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月14日他电告香港、上海地下党和文化机构：“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 意文章的说服性。”＇1＇在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首先对《大公报》的言论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胡绳的文章《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写道：
公然为旧势力歌颂，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2＇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直接点出萧乾、朱光潜、沈从文的名字。在这篇充满了大批判语言的文章里，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以红、黄、蓝、白、黑等颜色，将萧乾等人定性为反动文艺的代表。这是萧乾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不理解左派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与自己所憎恶的国民党政权划等号。当时萧乾主持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芷江的熊公馆》。今天来看，这是一篇文字优雅、闲适的作品。他描述了前国民政府元老熊希龄在家乡的老宅，湘西的田园风光和安贫乐道的当地百姓。但是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严厉的批判：
作者描写熊公馆仓库里面储藏的东西，可以开出一张无穷尽的清单来。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值得津津乐道的宝贝，但是翻身农民打开了地主的这些仓库，发现了那么多见所未见的东西，又看见“坏掉的自然也不少”的时候，他们只有感觉愤怒的。人世间的幸与不幸，在作者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地主收租，农民纳贡也是天经地义，这里没有什么剥削可言。整个作品所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地主是慈悲的，他们不剥削。拿这种写法来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这就是沈从文写“熊公馆”的主题。沈从文之所以写这作品，并且安置这样的主题，显然并不是无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狂潮卷遍了半个中国，地主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你可以写田园风光，但要看时间和场合。当时解放区农村正是土改的暴风骤雨，《熊公馆》这样的文章可谓不合时宜。今天看来，对沈从文先生的批判过于苛刻，近乎于“左”，那么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提出的一个原则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在国共双方决战的时候，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的历史时期，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样划分，国民党当局也不能容忍。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王芸生提出警告，但王不听。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在两大壁垒的夹击下，《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1948年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说：
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
《大公报》的中间路线，明摆着走不通了。王芸生心里明白，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前途的。《大公报》开始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明确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1948年7月10日，《新民报》在短期复刊后，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这次《大公报》不再沉默，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抗议查封《新民报》，批判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出版法”。社评说：“中国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他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进步了！
《大公报》这一吼，马上招来了国民党的围攻。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中先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7月19日又在题为《王芸生的第三查》的社论中说：“我们大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第一查，查出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王芸生君致力于国际干涉运动，为莫斯科会议作准备。我们的第二查，查出自1947年2月以后至今日，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今天我们等待着第三查，本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响应共产国际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我们等待着王芸生君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是狄（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证明。”社论最后说：“王芸生向主张反对党有颠覆政府的特权，指摘我政府是袁世凯政府，可谓已尽其响应新华社之能事。上面所举国际干涉运动与反美扶日运动，更是王芸生君‘查思想’‘查作风’良好的资料。只这两查，已足证明他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公愤。《观察》发表署名文章反击《中央日报》，称这篇“阴辣”的社论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不仅是向王芸生君，抑是向整个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挑战、示威。它采取‘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的方策，向一人以外的众人恫吓，从迫害一人开始迫害众人”。国民党的大棒挥下来，王芸生知道自己在《大公报》的日子也不长了。那些日子，王芸生的心情十分苦闷，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手。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团结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