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被调回国内。杨刚此次归国负有的重要使命，是促成《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留在内地，并把中立立场改为拥护共产党的重大转折。当时王芸生主持日常社务，杨刚直接住进了王芸生公馆。一连几天，王与杨刚作竟夜长谈。早在重庆时期，杨刚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她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王芸生把杨刚当作共产党派来的“使者”，详细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王芸生最关心的是《大公报》的前途和命运，杨刚代表党组织表示：《大公报》现有四馆，即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得到了这个承诺，决心摆脱国民党的束缚，投向共产党。《大公报》另一位地下党员李纯青又转达了毛泽东邀请王芸生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信。王芸生得知此消息，并经过印证后，才最后定下决心。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取道台湾，11月8日到达香港。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他本人和《大公报》立场的转变。
《大公报》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事，它反映出国统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间派”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这些“中间派”有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国共双方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就是中间势力。
“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也多种多样，并不一致。但他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寻求结束动乱，使中国走上安定发展的轨道。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他们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共产党走。像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朱光潜，曾当过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左派认为他是亲国民党的学者，但他本人说：“我的政治态度，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1＇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但是要让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还要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依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全国的胜利。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这个分化的过程既有国民党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的争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只有极少数人跟国民党去了台湾。19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写照。《大公报》的转变是历史潮流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王芸生出走香港，使《大公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则是在劫难逃，储安平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曾留学英国。他崇尚英国的民主政治，希望以超脱党派的独立身份来参与政治，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代表民意，影响政府的决策。《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以来，每周一期，主要内容是对时局的评论和分析，风格以文笔犀利，敢于揭露黑暗著称。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在全国发行，不仅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个大城市打开了局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到1948年底的时候被封杀前，发行量已达到10万份。据一位老北京说，这份杂志非常流行，就连一些在他们家门口胡同里停车待客的人力车夫也经常阅读。据《观察》自己的统计，它的读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教师；政府雇员，包括中下级职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人士。储安平曾自豪地提到一件事，以证明杂志的成功：1948年夏天，清华、南开和北大的入学考试中，有一道时事政治题目，让考生写一篇关于他们经常阅读的报纸或杂志的评论，当时绝大部分考生写的都是《观察》。＇1＇1948年的《观察》最吸引读者之处是它的军事报道。每一期都有“特约记者”写的军事述评，内容和观点都是国统区报纸上看不到的。如导致陕北战局转折的宜川战役，当时正是南京“国大”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严格保密。《观察》发表《宜川之役的检讨》，把胡宗南战败、刘戡阵亡的消息透露出来。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观察》即时跟踪热点，无论是东北、华北、中原，哪里打了大仗，必有军事评论为读者道出来龙去脉。在分析国民党高层战略部署和人事动态上，这些评论写得相当准确，一看就是熟悉高层内幕的人透露的消息。早已不相信国民党报刊上吹嘘“胜利”、“前进”消息的公众，将《观察》作为获知战争进程惟一准确的消息来源。当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展开时，《观察》的军事报道更为频繁。11月27日出版的第5卷第14期上，连发《徐淮战局的变幻》和《徐蚌会战的分析》两篇评论，将国民党的消极防御部署和没有后备兵团的弱点一一点出。蒋介石读后，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国防部将领：“我们的军事秘密都被人在杂志上泄漏了，还打什么仗！”他悬赏30万金元券，搜捕这个神秘的“观察特约记者”。
1948年7月，当《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王芸生遭到《中央日报》攻击后，很多人预料《观察》将与《新民报》遭到同样的命运。储安平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他写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的“告别辞”，表明自己不妥协、不低头的立场。他写道：
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虽然思想上有随时被封门的准备，《观察》的同仁们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保证每周按时出刊。眼见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储安平也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他很少到社里露面，行踪飘忽不定，有事打电话与助手林元、雷柏龄联系。这时进步人士纷纷离沪去了香港。在大家劝说下，储安平决定到北平去避避风头，顺便为刊物约稿。12月21日，他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对助手作了最后的交代。12月23日，上海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刊登了当局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仁都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24日是《观察》发行第5卷第18期的日子，编辑部一片忙乱。为了作者的安全和读者的利益不受损，《观察》的员工们一面焚烧往来信件与名册，一面紧张地办理本埠和外埠的发行。
没人号召、没人约束，也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准备托运南京，三名特务闯进来，自称受警备司令部派遣，宣读了对《观察》的“勒令永久停刊”命令。雷柏龄签字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会和读者有个交代。因为前些日子《时与文》杂志被封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特务哼了一声：“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查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大家都推说不知道，特务们把准备发行的5000本杂志当“战利品”抢走，向上司交差去了。特务走后，林元、雷柏龄紧张地处理文稿和账目，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位“南京特约记者”，听说他就在上海，很可能会到编辑部来。当初储安平为了确保新闻来源的秘密，对于《观察》在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其真实身份和联络方式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林元等人也从来不问储安平。但警备司令部一定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特约记者”，事情后来的发展很像一部惊险小说。特务们从林元身上搜到了《徐淮战局的变幻》一文的部分原稿，又找到一个南京国防部史政局的信封，这使他们摸到了一点“特约记者”的线索。于是特务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捕了一百多人。笪移今先生刚进门，见势不妙想逃，特务们喊着：“你总算中彩了。”扑上去把他抓住。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他与编辑部约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