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在突围中被俘虏。原70军军长高吉人重伤在身，被部下抛弃。解放军将他收容，送往后方治疗。高吉人隐瞒了身份，伤愈后逃跑了。
李弥离开杜聿明后，不敢回兵团指挥部，随着溃散的部队东跑西跑，半夜才摸到9军3师师部。师长周藩希望李弥能领着大家冲出去，李弥疲劳不堪，对周藩等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周藩看到解放军已经突破他们的阵地，就要打到师部来，便与部下商量投降。10日天亮，周藩派人把投降书送给当面的解放军部队。中午得到答复：要3师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不得延误。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你们哪一个愿意去？”他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若能回去，一定照顾你们的家属，你们都可以放心。”周藩见他这样怕死，心想解放军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身为师长是跑不了的。索性自己去报到，给李弥逃脱的机会。他向九纵的一位团长投降，整理自己残存的部下离开战场。李弥换上伤兵的衣服，混在人群中，乘天黑人乱逃跑。狡猾的李弥没向南逃，因为他知道解放军肯定会封锁道路，清查俘虏身份。他向北跑到解放区后方，化装成老百姓到了济南，又到青岛，在那里上船逃往上海，是淮海战役中惟一脱逃的兵团司令。9日夜里杜聿明与邱清泉失散后，带着副官和卫士十来人仓皇向北逃跑。跑到夏砦，躲进一条战壕。副官给他剃掉胡子，化装一番。他们看着解放军大部队从路上经过后，又向北跑。大约走了二十里路，天色大亮。副官看到附近村庄都有解放军，问杜聿明是跑还是投降。杜聿明还想继续逃，正商量时，迎面来了两个解放军战士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瞎编说：“送俘虏的。”解放军战士看他们手里都有武器，命令他们缴枪。杜聿明等只好放下武器，被解放军战士带进村庄。吃了一顿饱饭，杜聿明等被带到政治部门分别接受审查。负责审查的干部是四纵一位姓陈的政治部主任。询问杜聿明的身份，他自称是13兵团军需高文明。陈主任很有经验，笑着问道：“13兵团杜聿明被俘有几大处？请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杜聿明顿时傻了，手里拿着派克金笔写不出字来。陈主任看他使用的高级金笔和手表，猜测他不是低级军官。向他交代政策说：“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说完就命令战士把他们带到广场上，与大批13兵团的俘虏们一起听候处理。杜聿明看到许多熟悉的老部下，又羞愧，又恼火。知道早晚会被揭发出来，与其被枪毙，还不如自己了结。乘解放军战士不在身边，杜聿明捡起一块石头朝脑袋上砸，砸得皮破血流，自己也晕过去。四纵的干部见俘虏们骚动不安，传说“总司令死了”。从俘虏中找到这位“高军需”，为他包扎了伤口，单独关押起来。第二天陈主任再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杜聿明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他被送到四纵指挥部，陶勇司令员等对他以礼相待，但杜聿明态度消极，不愿谈任何问题。1月11日，粟裕、陈士榘电告军委：“匪首杜聿明确已被我四纵俘虏，邱、李正继续搜查中。”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华野经过最后四昼夜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8个军、22个师，共176000人。华野仅伤亡17870人。对比一下，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国共双方伤亡比例为2。8∶1；第三阶段国共伤亡对比为9。8∶1。所以华野司令部称：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是收获最大与消耗较小的一个阶段。”
1月9日，蒋介石与杜聿明的电台失去联络后，他在日记上沉重地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当杜聿明集团被彻底消灭的信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上下人心震动。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从上海到南京求见蒋介石、宋美龄，蒋介石不敢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秀清大为不满，便到总统府找蒋介石的原侍卫长、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又哭又闹地说：“我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在场的国民党官员看到家属的悲伤，个个感到寒心。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关押。1956年初，公安部设立战犯管理所，将全国重要战犯都集中到北京，进行学习改造，杜聿明也来到这里。在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康复直至痊愈。在思想上，杜聿明逐渐转变觉悟，在再生之路上自觉迈进。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十名战犯被特赦，杜还作为代表在特赦大会上发言。1961年，杜聿明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后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1年5月7日病逝于北京。1955—1956年，杜聿明托人转信给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这时，杜家的人才知道杜聿明仍活在人间。1957年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派张文裕（杨振宁的老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前往祝贺，并带去杜聿明给女婿写的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1963年，杜聿明夫人曹秀清谢辞女儿、女婿，离开美国。到北京与丈夫团聚，开始了新的生活（曹秀清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女儿、女婿将她从台湾接到美国去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鲁中南、苏北、冀鲁豫等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国民党军参战的有徐州“剿总”的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约80万人。解放军以伤亡136000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共歼灭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000多人。在兵力和武器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解放军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密切配合，各部队首长卓越指挥，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的结果。而国民党方面统帅部一再改变决心，各兵团之间互不配合，见死不救，在陷入重围后人无斗志，乃至整师整团放下武器。这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不是武器和兵力多少，而是蒋介石的内战彻底失去人心的结果。淮海战役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和华东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解放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部分 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
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结束后，黄维、杨伯涛等12兵团的将领们被解放军俘虏，从战场押送到后方的临涣集。杨伯涛回忆：
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回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过屠门而大嚼。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杨伯涛所见的场面，只是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一个缩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过程中，人民群众支援前方作战的规模之巨大，后方勤务任务之繁重，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人民解放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和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的群众就帮助部队送粮食、当向导、照顾伤员，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在哪里，住在哪里。解放军过去没有健全的后勤部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都是依靠根据地政府组织，取之于民。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作战行动越来越频繁，战役规模越来越大，对后勤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陈毅1947年底在《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中说：“过去采取抗战时期临时就地动员的办法，这次战争证明不行了。临时就地动员无论如何不够用。在山东时，部队每天要80万斤粮食是无法供给的，临时只能动员民兵来捉俘虏。且弹药、粮食都在数百里外，运来后有时部队因情况变化又走了。运粮大车达两万辆，走起来长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