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办法，就一个人骑单车去了郊区的一个采煤场，找在那里当厂长的一个高中同学，请他助我一臂之力。同学很爽快，马上找下边工人说定了。但由于没小心走漏了‘风声’，第二天下午我和范立德老师一起去采取精子，整个煤场里沸沸扬扬就像过大年，工人们敲打着碗盘脸盆，高喊着，献精了献精了，x x要献精了。那些原来已经说好的工人碍于面子，死活不再答应。等我找到那位同学来做工作，他们早巳躲得不知去向。回到家里，我的情绪非常低落。老林就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难处详细说给了他。没想到他爽快地说，为了你的事业，我愿意做第一个捐精者。我说，真的？他说，当然了。我这才破涕为笑了。后来我把他的精子拿来，实验室的人都笑着问我从哪弄来的，我没好气地埋汰他们，说，还能哪来的？我老头子的呗！我这么一呛，没人再笑了。以后这些年轻老师也慢慢愿意献精了。”
做冷冻精子库遇到的技术困难也不小。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卢惠霖教授接到一个患者写来的书信，说卢教授，您是最有名的遗传学家，现在我没有精子，不能生育，咱们国家有牛精子库，却没有人精子库，为什么您不能做人的精子库呢？
卢惠霖教授把这封信给卢光绣看了。卢光诱点点头：我们也可以建。
再次去北京学习，卢光琇就向遗传所的白老师提出请求，希望能看看牛的精子库。白老师答应陪她一起去。两个人骑着单车一直往北郊走，当时风很大，刮在脸上刀割一样疼，大半天后他们才赶到地方。卢光诱在公牛站看了一下午牛的精子冷冻过程，并且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亲手做了两遍。回到长沙，她按照同样的方法去冷冻人的精子，失败了，就查文献，向父亲请教，接着再来。
我问卢光琇还能不能回忆起第一个试管婴儿出生时的情形。
卢光诱沉思了一会儿，说：“当时我主要是做试管婴儿部分，不做产科。那次试管婴儿怀孕成功以后患者就回了家，跟自然妊娠是一样的。当时因为工作过程中有大量的胚胎都丢掉了，非常可惜。所以患者怀孕六个月我就到法国，去学冷冻胚胎了。后来听到她（我国第二例试管婴儿章皿星）出生的消息，我非常高兴。”
我又问她，是不是比自己生了孩子还高兴？
“你说呢？”卢光诱反问我，接着又说，“我感觉这个孩子比我生的哪个孩子都要珍贵。我不跟你开玩笑，这也可能是所有科研人员的心情。”
卢光诱的试管婴儿实验室也是从零开始做的。开始的时候，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器械、材料都非常缺乏，卢光诱只好打着父亲的名义一样一样地去讨。哪怕一个地方只能拿到一个小小的试管，她都高兴得像个孩子，并在心里记着这些给了她帮助的人。
卢光琇带我参观了她的实验室。她告诉我，这都是她自己设计的。缓冲间怎样布置才最合理，无菌间的无菌环境怎么维持，都要找懂行的人来指导。最难的是折腾着不停地搬家。搬了家，没有了无菌房，卢光琇只好去街上买一块白布回来，弄成一个帐子作“无菌房”。把温度加到40度，在里面消毒，做老鼠实验。汗水流到眼睛里，火辣辣的痛，衣服湿透了粘在身上，汗液刺激得皮肤如针扎般痛。和她一起做试管婴儿的范立德老师跟她说，以后成功了，我们要把这个帐子拆下来，让人家看一看，你当时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做科研的。
卢光诱说她当时从没想过将来让别人看，“我甚至没想到我还有将来，没想得那么远的。”卢光诱认真中略带伤感。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因为在讲台上不遗余力地鼓吹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而受到批判的卢惠霖也得以重返科研和教学岗位。对医学遗传学苦苦追求了大半生的卢惠霖教授，在晚年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
在附属医院门诊，卢惠霖接待了这样一位患者：他的两任妻子连续11次怀孕均在两个月后流产。卢惠霖对这位患者和他的妻子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两人发育都很正常；经血细胞培养，他终于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男方的两条染色体发生了易位。
八十高龄的卢惠霖教授思绪万千，如果将遗传病诊断和人体胚外发生——胚胎移植手段结合起来，实行积极的优生，届时一旦发生受精卵的某个遗传基因有毛病，即可拆除受精卵的病变部分，重新换上一段新的健康基因。这样不就可以预防和治疗遗传性疾病，改善和提高人的遗传素质吗？
正在此时，遥远的英国伦敦，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呱呱坠地了。
“我们也要搞自己的试管婴儿！我们也要摘中国的优生工程厂
卢惠霖闻讯激动地对学生们和卢光琇说：“我们搞生殖工程研究，搞试管婴儿，不仅仅为了解决不孕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先进的生殖新技术和遗传工程结合起来，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从遵父命改行，到第一例试管婴儿从卢光诱手上呱呱坠地，“孕育期”竟长达八年之久。1988年6月7日，曾经发出“不亲眼看到中国的试管婴儿出生，我死不瞑目”感言的卢惠霖终于得偿夙愿。这一天，当他在湖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亲手把我国第一例宫胚移植试管婴儿轻轻地抱在怀里，心情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平静。
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会这样到来。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卢惠霖教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试管婴儿只是手段，下一步是要将人卵体外受精、体外发育和胚胎移植等这些生殖工程技术和遗传工程结合起来，来改造人的遗传组成。我们的工作只是迈出了很小很小的一步。”
试管婴儿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来长沙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卢光诱的人类生殖工程研究室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
不孕病有极强的私密性。不孕患者这个特殊的群体，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阴影之大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存在，不孕的责任往往被更多地推到妻子身上。作为女性，卢光诱深深理解她们的艰难处境。所以对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她都热心接待，把她们当成亲人和朋友。卢光琇看病，每个患者至少一小时，多则两三个小时。三月份我到长沙采访的时候，她的门诊已经预约到八月份。
“在这个岗位上，你不仅是一个生殖与遗传专科医生，同时还要扮演一个高明的心理医生，去和患者进行感情的交流和沟通，去做一个社会学家，去了解和认识患者背后的家庭。一个孩子的呱呱坠地，可能将换来至少三个家庭的团圆与安宁，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特别骄傲和自豪。”
回忆起父亲去世的情景，所有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望着父亲安详的神色，像望着一个熟睡的婴儿，卢光琇神思恍惚，悲凉和疲惫刹那间一起涌上心头，泪水不停地流下来——从她的脸上一直流到了心里。父亲的去世使她失去了心灵最强有力的依靠和支撑，但卢光诱并没有垮下来，送走父亲，擦干眼泪，卢光琇再一次向着太阳仰起了倔强的脸庞。
很多患者都说卢光诱不仅是他们可以促膝谈心的朋友，也是慈祥可亲的长辈。
卢光诱接待过一对广东夫妇。男女双方的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正常，只是因为女方老是不能怀孕，男方就开始嫌弃女方，并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逼迫女方同意“假离婚”。卢光琇了解到真实情况，首先做男方的工作，告诉他不孕不单是妻子的原因，丈夫也有责任。社会进步了，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也要改变。女方怀不了孕，对她
更要像春天般贴心呵护。孩子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生活的全部啊。不能怀孕，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你这样对她，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同时，卢光琇又给女方做工作，要求她千万不能同意假离婚，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减轻了女方的思想负担，消除了男人的偏见，夫妻双双愉快地回到广东。一年后，一个白胖小于呱呱坠地了。
1998年冬天，已经是午夜12点多，卢光琇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实验室出来，经过办公楼大厅时，一瞥之间，看见大厅的角落里蜷缩着两个衣衫褴楼的人。走过去一问，原来是一对从安徽千里迢迢慕名赶来就诊的农民夫妇。两人风尘仆仆，神色局促地望着面前的医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卢光诱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当晚就安排他们住进了医院招待所，问明了隐情。原来因为手头拮据，到长沙后，夫妇俩身上的钱物已所剩无几，卢光琇就热心地安排丈夫在医院里打临时工，又安排妻子帮着在医院里做些清洁活儿，以安定他们焦躁的情绪。生活有了着落，各项治疗费也免了一多半。卢光琇还主动和他们交朋友，交谈中得知他们因为不能生育，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就耐心地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告诉他们在一个家庭里，夫妻的互相尊重多么重要，尤其是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更要多关心体贴对方。卢光琇还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让他们感受夫妻相敬如宾、关爱体贴的家庭氛围的重要。妻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做丈夫的更是后悔得号啕大哭，表示以后一定关心体贴妻子，与她和睦相处。卢光琇这才为他们做了手术。两个月后，女方成功受孕，夫妻俩欢天喜地回了安徽。十个月后，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世了。
“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的观念并非中国才独有。1999年，卢光诱去加拿大看望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大儿子一家，有一对住在温哥华的加拿大夫妇，结婚几年了，妻子仍然没有怀孕，打听到卢光琇来温哥华，夫妻俩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