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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谈到吹熄灯号的时候。
最后，大家都就寝了，我也上军官舱去准备就寝。各猎艇的军官几乎全部住在这间充满着炉烟的又大又冷的房间里，然而，这房间还只被占据一半，因此便显得更其冷了。阿塞也夫、阿莫辛、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当我盖上被窝的时候，被单像是一层新冰似的籁籁地响起来。我牙齿打着冷战，把水兵们的心情说给他们听。尤里·费多罗维奇和阿莫辛告诉我，几乎每一艘猎艇上的人员都作过这类的谈话。
早晨，领导上召集全体军官开会。对我们宣读了一道关于合并为一个联队的命令。全体军官和联队的领导机构人员会了面；领导方面交给了我们一些冬季的基本任务。在封锁的环境之下修理猎艇，是于作战一样重要的。以后提出了一项任务：充分训练猎艇上的全体人员，以便能在陆上前线作战，维持市区的革命秩序，并能在海湾方面担任防守。此外，我们还得钻研过去的航行的经验。当场宣布了修理猎艇的计划，训练水兵的计划，以及举行关于战争经验讲演会的日程。关于要将我们使用到陆上前线这一问题，分队长回答说，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但我们应该作充分准备。
会后，我们这一小队的军官们聚集在指挥部的房屋里，商量完成这些任务的具体办法。大家推派阿塞也夫给水兵们讲授怎样使用步兵的武器——步枪和自动枪；阿莫辛担任讲授地形学和“步兵战斗条例”；我担任讲授工兵作业和爆破作业。各猎艇的人员改编为班，排，连。从第二天起，便得按照作业时间表开始学习。
第二天，我们分散在营房的大院子里和附近的街道上练习爬行，扔手榴弹，战斗跃进。到处响着一些对于水兵们的耳朵不习惯的口令：
“散开！向房屋右方那棵树，跃进，冲呀！”
“右方有坦克出现！”
“向大树左方孤立的土木堡垒匍伏前进……冲呀！”
“向机枪射击！掩护侧翼！”
在海湾的冰面层上则进行着迫击炮动作的训练。
在院子的一角，用刺刀无情地刺着假人，刺得肚子里的稻草都露出来了。
“向右上方，回击！”
“左方掩护起来！”
大家严肃地学习着，尤其是因为“步兵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那些讽刺“步兵妈妈”的俏皮话，也愈来愈听不见了。
到吃午饭时，我们大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很快便将汤喝光了。我们的汤是半钵子水，上面浮着几颗大麦粒子；接着第二道菜，两小勺豌豆泥，也吃得一干二净。有几位还在本人的一份饭之外添上了一块“封锁点心”，这是一片薄薄的湿面包，上面涂上一层厚厚的芥末，再撒上一层胡椒和盐，大家都相信这是很好吃、有滋养、并且有好处的。
十二月二十日，我被派在城市里担任夜巡工作。我接到命令和夜间口令之后，便带着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走出营房。街上是寂静而寒冷的。羊皮短大衣压在肩上，但是一点也不暖。吃了一个月半饱的伙食，使我感到，防毒面具匣就象是一块几千斤重的砝码，握在手上的步枪老是在向前垂去。我们默默地在荒凉的街道上走着，每走一步都要颠踬一下。在黑黝黝的像天鹅绒似的天空上，亮着像圆头针似的闪烁的星星。淡绿色的月光照亮了房屋。房屋的两旁和街心上堆积着巨大的雪堆。蒙着一层厚厚的毛茸茸的冰花的电线，像冻僵了的蛇那样悬挂着。还有一些没有窗玻璃的拖车陷在雪堆里。城市好像死了似的。但我们知道，在列宁格勒有的是生命，而且是坚强的生命，不然的话，此刻在这城里走的不会是我们，而是德国人了……我们沿着大马路走到第十二号街，停下来休息。我吸入马霍烟的香甜的烟气，眺望着我们学校的那座黄色建筑物。那边就是我们的教室的窗户，我曾在那里学习和梦想过的。
我们慢慢地向前走去。在第四号街和大马路拐角的地方躺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旧皮大衣，还包着头巾。他的苍白而带菜色的脸和雪的颜色差不多。
伊凡诺夫俯身对他说：“公民，您怎么样了？”
他的眼皮慢慢地张开，接着又合下去了。
我们决定把这个来历不明的人送到救护站去。抬了十步的样子，伊凡诺夫就喘息起来，加夫里洛夫的脸上也淌出汗珠来。
对于饿瘦了的水兵们，一个人的重量也太大了。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稍稍休息了一下，重又担起了这个人。他们的步枪和防毒面具由我背着。又走了十五公尺的样子，我们三个又都站了下来，吃力地喘着气；再走了五步，我们又不得不作第二次休息了。
“水兵同志……别费事了……我反正活不成的，”这个陌生人突然用微弱的、断续的声音说道：“不对的，老先生，你还要活下去的，”加夫里洛夫安慰他。
“老大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还在街上？”伊凡诺夫探询道。
这个人好久不作声，后来低声说：“我……背我的老婆……到坟场去……还没有背到，……力气没有了……就扔了……我也跌倒了……爬不起来，人人都没有力气扶我起来……”
加夫里洛夫从防毒面具匣里找出了一小块面包，这显然是晚饭时省下，准备在夜间充饥的。他拿在手里翻弄了一会，打算掰为两半，但后来把一整块全递了过去。
“您拿着吧……吃吧……”
眼皮颤动了一下，慢慢抬了起来。他的下巴颤动着，他的手做出一个要接这块面包的动作。像是着了魇的眼瞳盯在面包上。
“您拿着吧……吃下去可以增加一点力气……”
一只手没有生气地放在雪上。眼神的光彩消失了：“不行……我不能拿，我反正快完了，我没有什么用了，可是你们……还有用……多谢，同志们……”
加夫里洛夫几乎是强迫这个病倒的老人吃下这块面包。伊凡诺夫捧了一捧雪来代替水，捧到这个不幸者嘴边。
后来，我们又拖拖拉拉地前进了。老人竭力想帮助他们两个，费力地跨着腿。可是，走了二十来步，伊凡诺夫绊了一下，于是他们三个人全都跌在雪堆上了。加夫里洛夫迅速地爬起来，但是伊凡诺夫却继续躺着，像一匹被鞭策的马一样在喘气。最后，看见一个红十字标记的大门。
现在是我和加夫里洛夫在拖这个人，伊凡诺夫背着步枪和防毒面具匣跟在后面。又经过两次休息之后，伊凡诺夫接替了喘不过气来的加夫里洛夫，接着，我们便走进了医院救护站。
两个穿棉制服的志愿救护队女队员接待了我们。
这两个少女给病人按了脉搏，作了听诊；我们在原地踏了一阵步，后来便悄悄地走出去，走到街上，在街上卷起烟卷来。
我疲乏地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为什么有一个救护员向我们赶来，”加夫里洛夫说。
一个救护员迅速地向我们走来：“水兵们，那个公民要请你们回去一下。”
“干什么？”
“他要谢谢你们。你们救了他的姓名，给了他吃的。”
“这算什么吃的，”加夫里洛夫挥挥手。
这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高射炮已在远远什么地方频繁地响着。
“您瞧……我们不能回去看他了。请代我们问候他，祝他恢复健康。”
“那末总得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我回去该怎么告诉他？”
“我们是波罗的海水兵。这就行了。”
天空上爆发开高射炮弹的黄色弹烟，探照灯的淡白色的触角消失在无云的高空中。几架看不见的“容克”机用沉重的低音在吼叫着。传来了愈来愈近的炸弹的啸声……接着，脚底下感到一阵震动，过了一会，才听到沉重的爆炸声。
“六秒钟，”加夫里洛夫数出了炸弹爆炸与听到声音的时间间隔。“离这里一千八百公尺。”
“这是炸在黑河旁边什么地方，”伊凡诺夫确定地说。
早晨五点钟，有人来替班，于是我们便回到营房去。我去见了值日官，报告了巡逻时间内所遇到的事情；接着便回到舱里去了。我拿出了一块晚饭时省下来的面包，已经准备吃了，但突然想起了加夫里洛夫，于是便走到水兵的舱室里去。
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在炉子上煮水，我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伊凡诺夫拿来了三个杯子，倒上了开水。我和他每人从自己的面包上掰下三分之一，递给加夫里洛夫。
加夫里洛夫看也不看地说：“艇长同志，这是不必的。……您的工作比我们多，您还要照顾我们大家。”
我一定要他接下面包。我们烤着火，喝着开水，颚骨微微地颤动着，咀嚼着在牙齿上籁籁作响的面包。
后来，我勉强地走到我的铺位前，看见阿塞也夫嘴旁的被窝上的冰花，我便打了一个冷颤。只好毫不踌躇地穿着羊皮短大衣和棉制服钻到被窝下面去了。但是，早晨醒来时，我对于当时这种软弱行为感到了羞愧，我立誓永远不再表现出这种行为了。
虽然是紧张的学习，而且夜间还在市区担任巡逻，但是我们的人员对于这种类似无所事事的情况仍然感到厌倦；因此，每天都有人打报告要求把他调到前线去。
我们花费了好些时间向他们解释，专门的海军兵员是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培养一批海军兵员需要好些时间、劳动和经验；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不久就可以到舰艇上去服务了。
新年到了。别洛波克在准备举行音乐会，还组织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