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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昏聋结束了。我渐渐地恢复了听觉。我听见，在北方，在海湾里远远有几艘快艇的骚声。好像是骚动的蜂窝发出的嗡嗡声。
我命令减低马达的骚声，接着便跨到卡普路诺夫的艇上去。卡普路诺夫闭着眼睛躺在甲板上，他已经包上了绷带，绷带上有血在渗出来。
“柯里亚，朋友……”我俯下身子叫他。
“我已经报过仇和，”他说，“敌艇怎样了？”
“还没有走掉。……你别发傻，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打敌人呢。”
“不行了，伊戈尔，全都……请你指挥这艘艇吧。”
在第一次切入敌阵时，就有一排子弹打在指挥桥上。卡普路诺夫的臂部、腿部、胸部都受了重伤。他的助理艇长洛巴诺夫斯基打掉了一条腿。舵手伊夫琴柯当时便打死了。炮手津巴连柯跑上指挥桥，把住舵轮，并且担任起指挥全艇的任务。炮长德伏梁金被一枚在甲板上爆发的炮弹的弹片所打死，电气技术员阿库洛夫接替了他的位置。机枪手巴日诺夫两腿都受了伤，还躺在甲板上装着子弹带，递给投雷员弗罗洛夫；弗罗洛夫则一个人轮流用两艇机枪扫射着。甲板室和艇舷上满是破孔。两具罗盘都已打坏。无线电台也使不得了。
我命令把全部伤员都安顿在卡普路诺夫的艇上，从吉佳柯夫的艇上搬过去一具罗盘，指派费定担任指挥，教这艘猎艇直驶喀琅施塔得。猎艇隐没在黎明前的浓雾中了，无线电员索柯洛夫便拍出了一封电报，报告战斗结果并请求派一辆救护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卡普路诺夫的猎艇。
敌艇的骚声低下去了。东方的天际逐渐地变红了。小队机械员吉托夫走上指挥桥来报告，说全部破孔已经补好，打断的舵链也已接好了。
“这给您留着作这次战斗的纪念吧，”他递给了我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这东西打穿了艇舷，便落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了。这显然是一颗流弹。”
我的神经紧张状态过去了，接着，痛楚便剧烈起来。由于受了震伤，头脑是迷迷糊糊的，颤抖的手指连火柴都不能划了。我点了一枝烟，吸了第一口，便老是想呕吐。我老想着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心里一刻都不能安定下来：“不知他们能不能拖到喀琅施塔得呢？还有其余的那些伤员不知怎样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傍晚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已在医院里了。病室不大。我侧过身子瞧瞧那位看护员时，觉得头部剧烈的疼痛。
“终于醒来了，好汉。那就好了！”她这样说。“我马上去请大夫来。”
看护员从门后消失了，一会儿她又带着斯维吉奇医师回来。
“您安安静静地躺着好了。尽量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动。到了时候我会让您起称的，”大夫这样允许了我。
“好——极——了，”我说着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得顿一顿。“没—有—人—来—看—我—吗？”
由于激动，我的左脸痛起来了。
“来了几个人，但是我不让他们进来。您需要安静和休息。”
我费了好大气力，对医师解释，我得向上级报告战斗经过，还要知道同志们的情形。但是斯维吉奇坚决地再说一次：“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不能允许任何人来看您。”
“不——行，请您让他们进来！……。”
斯维吉奇看出，阻止他们进来反而只会刺激我，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走出去，吩咐让我的客人们进来。几分钟之后，柯切杨、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便出现了。
我想知道，卡普路诺夫和吉佳柯夫怎样了，还有雅库谢夫、林佐夫、巴日诺夫以及其余的伤员们又怎样了。
柯切杨安慰我说：“都很好，都很好。他们全躺在隔壁一间病房里。全都脱离危险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您已不在我们猎艇上了。”弗罗洛夫说。“这我们感到遗憾，艇长同志！我们全体人员祝贺您胜利，并且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多谢，朋友们。这并不是最后的战斗，我们还要在一起作战呢。”
柯切杨打开了一张报纸，把用红笔划出的一段文字指给我看：“苏联情报署报道。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消息。敌方快艇十三艘在芬兰湾向我方巡逻艇二艘袭击。苏联海军战士当即向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应战，击沉敌艇二艘，重创敌艇一艘。其余敌艇在芬军海岸炮掩护下匆匆逃逸。我艇安全返回基地。”
这使我惊异起来：在这样巨大的解放战争中，这样小小一个插曲，居然会发布正式消息！这样一种奖励是我没有梦想到的。
斯维吉奇大夫又来了：“嗳，客人们，该走了吧。”
柯切杨握住我的手说：“我代表全体人员向您道贺。假如大夫允许，明天我和分队长一同来。”
正当柯切杨在说话的时候，弗罗洛夫已将一包东西塞在我的枕头下面了。
“哦，”我想，“这些水兵们啊，什么都不会忘记的！”
门关上了，房内又寂静起来。
第二天，斯维吉奇医生费了好些时间检听我的心脏，试验我的脉搏，并且另外还找了一个医生来；那个医生要我闭上眼睛，要我张开手指，要我瞧着他那一会儿移近我的鼻子一会儿又移开去的手指尖。
他们在进行这种检视过程中，不断地用我听不懂的拉丁语交换意见。后来，斯维吉奇用针刺我的腿，真奇怪，我一点也不觉得痛。
“痛不痛？”
“不痛……”
在臂上，在左半身上刺了几下，结果也一样。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想。
两位医生走出门去的时候，还是一直用俄罗斯话和拉丁话的混合语言交谈着；他们的话我一点也不懂，但从他们的口气中可以猜到：医生对于我的状况是不满意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几个负伤的水兵和费定偷偷地走来了。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谈话。只有那些自己不能走路的人，不能来；那几个便是：卡普路诺夫、吉佳柯夫、雅库谢夫、巴日诺夫、洛巴诺夫斯基。据同志们说，他们都因为伤势太重，不能起床了。
房间出乎意外地打了开来，走进病房来的是联队长、柯切杨、政治部主任和分队长；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穿着睡衣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
“您好，切尔尼谢夫同志。”联队长向我伸过手来。
“您好，上校同志。”
有几个记者从旁边走来，用照相机在瞄准。
“司令员代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您阿历山德尔·涅夫斯基勋章，以嘉奖您能够用少量兵力战胜数量上超过我方的敌人，并且在战斗中表现了刚毅和坚定的决心。我代表指挥部和我本人向您道贺。”
联队长说着最后一句话时，便将勋章授给我。
我的眼睛面前火星乱飞起来。对于这样的看重和奖励我想表示我的感谢，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我的这种断断续续的答词，未必有人听得懂，但是，看起来，这是无关重要的，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全涌上来，抢着向我道贺，握我的手。摄影记者把摄影机弄得劈劈啪啪地响，镁光灯一个接一个地闪亮着。
不知是由于镁光呢还不知是由于这种遭遇，我的眼睛里流出眼泪来了。在耳边的嗡嗡声中我还听见这样一些话：“尼可拉·伊凡诺维奇·卡普路诺夫上尉，伐兰丁·格奥尔基维奇·吉佳柯夫中尉，……红海军上等兵津巴连柯……授予红旗勋章……”
一切都混在一起，浮动起来了，我觉得眼前发黑，于是便倒下去了。当我又清醒过来时，太阳正照进窗里，从街上传来了葬礼进行曲的乐声。
我爬到窗边，望出去，只看见医院的院子里有一队送葬的行列在慢慢地移动着。前面是三具棺材，上面罩着海军军旗，后面跟着联队长，各分队军官……柯切杨……水兵们。还有花，许多花，许多花……。
“是葬谁呀？！”我叫了起来。
“你这个病人！您在干什么？”看护员的声音响了起来。“安静点躺下来吧，大夫就要来了……”
看护员竭力要我上床去，但是，一种可怕的预感把我拖住在窗边。突然起了一个猜想：“安葬的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伊夫琴柯和德伏梁金。但是还有一个呢？这一个是谁呢？”
“看护同志，那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怎么样？”
“第三个安葬的是谁？”
“来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死了，此外就再没有人死过，全都好好儿活着。”
我转身看向看护员。她眼睛里含着眼泪。
“同志……”
“安葬的是卡普路诺夫……伊夫琴柯……”
“卡普路诺夫吗？……他不是活着的吗！！！”
……
一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卡普路诺夫是在快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大概还有五、六里路的时候去世的。
第十五章 在莫斯科
两星期之后，他们将我搬进了一间病室，跟吉佳柯夫和洛巴诺夫斯基在一起，并且允许我可以起床和看报。这样，我又可以经常知道海上的战斗消息了。
我的母硳在西多连柯的指挥下成功地经过了三次战斗，并且击沉了两艘敌艇。
其中有一次战斗的经过情况是弗罗洛夫和别洛波克讲给我听的。
他们和一艘作伴的猎艇一同出去巡逻。斯列波夫发现了三艘敌艇。他们是横着前进的。冈察洛夫（他又回到这艘猎艇上来了）对着为首一艘敌艇射击，弗罗洛夫对着末尾一艘射击。已故的卡普路诺夫的那艘猎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