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差不多一年前波里亚可夫亲自搞的一个伪装电台，从发出的假情报的性质来看，电台干得非常大胆，而这种大胆作法使电台既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又有随时败露的危险。这种危险已与日俱增，甚至每发一次电报都有被敌人识破的危险了。这种情形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于是中校决定今夜亲临现场，这不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第一个同着陆的特务谈话，还由于今天空投到篝火旁的可能不只是几个集装箱和个别控投特务，而完全可能丢下十几颗杀伤炸弹……这种事也是发生过的。
对波里亚可夫来说，这件工作真象他的亲儿子那么宝贵。这天早晨，他一直在考虑着这个电台。当初，正是波里亚可夫，在秋意渐浓的维亚兹玛森林中，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说服了德寇的那些报务员和特务组长同苏军合作了。波里亚可夫立即亲自负责，为他们编造了一套神话，起草每一份“假情报”，看着他们发出第一份无线电报，这也是他做过多次的工作。
天还没亮他就出发了。从反特局出来以后，他已在途中三个多小时了，却一次也没想起呼号为ＫＡＯ的敌台。还没到卡面卡，司机便把车停了下令，这时，波里亚可夫才发现前面停在路边的“司徒德尔”牌汽车和站在汽车旁的两明俘虏，以及警卫连的冲锋枪手和三名军官。他只认识其中一位军官，那是受伤后瘸了一条腿的大脑壳儿大尉，是集团军反特处的翻译。波里亚可夫带着一个很大的飞行员用的背包跳下了汽车。
尽管他倾向于认为，阿廖辛小组正在搜查的敌人是空投特务，不过也不应该忽视其它方面的线索。
阿廖辛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包揽一切，波里亚可夫想尽量地帮助他。因此，昨晚他听到关于消灭了一部分德军残余官兵的消息之后，便暗想，他可以在路上挤出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来。在他那紧张的、但主要是坐办公室的生活方式中，从事现场侦查工作，确定德军无线电台发报的准确地点并寻找物证……这可以说是一种休息，是在清新空气中的散步。
被隔离开的两名战俘（一个是又高又瘦的什托别，他喜欢媚和巴结人，曾在司令部工作，是司务长；另一个是矮胖的海因，他不爱说话，脸色阴沉，是个炊事员、列兵）都说，他们在林边草地发过电报。
波里亚可夫命令警卫连军官们和冲锋枪手们仔细地搜查周围地区，他自己和大尉翻译则同德国人一起直接搜查海因和什托别所说的他们中的那个核心任务曾经待过的地段。
那个又瘦又高的德国人用手比划着说了几句德国话。
“他说，抬将军的那副担架就放在这儿。”大尉翻译道，“发报机放在这一片灌木从中，而他自己则在那边站岗守卫……”
“明白了……发报机在这儿。”波里亚可夫说道，同时瞧着草地。“请您问他，天线是怎么拉的。”
“是怎样拉天线的？……”翻译用德语问道。“你们看见了没有？……”
矮胖的德国人摇头否认。
“没看见！”高个子急忙立正答道。
他很瘦，两个眼窝和双颊深陷，军服很脏，而且破破烂烂，皮鞋也破了，没有鞋带，全身褴褛得简直向个叫花子。他在波里亚可夫身旁走着，用心地在草地上寻找，他突然高兴地叫了一声，跑进灌木从，捡起一个德国电池，又马上跑到波里亚可夫跟前，把脚后跟那对马刺碰得咔嚓一声，把电池交给了他，讨好地说：
“我是机务员，我在工厂里工作过。”
“发报机用的电池。”大尉看了看波里亚可夫手中的电池说道，“看来，他俩没撒谎。”
“现在，他们没有必要撒谎了……”波里亚可夫看着灌木从说道，同时捡起了一根带小夹子的电线。“这也是发报机用的。”
“是无线电台用的……”高个子高兴地用德语肯定道，“上校先生，请您考虑，我是个机务人员，是工人……我有三个孩子……我应该回家！”
那个矮胖子德国兵怀着敌意地看了他一眼，流露出轻蔑的表情。
“多么香呵，”波里亚可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真是天堂呵！……他想干什么？……”
“他怕枪毙。他请求您考虑，他是个机务员，总而言之，他是个工人……”
“我明白这个……”波里亚可夫沉思地望着林边草地说道，“敌台是在这里发报的，但这个发现还不能使我松一口气……为否定或承认这个推论，还需要把截获到的电文破译出来……在狙击敌人的地方并未发现密码本，而在这儿他们肯定使用过密码本。得想办法找一找……”
“不过……到哪儿找呢？”
“也许密码本在途中被他们丢掉了或者遗失了……你们……和他们一起，”波里亚可夫指着德国人说，“只好沿着他走过的路再走一趟……横排走，要把四十公里整个路程都检查一遍……脚怎么样，能坚持吗？”
“能。”大尉红着脸答道。
“每一棵小草你们都要嗅一嗅。特别要注意的是他们停下来休息的地方。”
“但是，如果密码本被毁掉或烧掉了呢？”
“我想不会。司令部的文件是完好的。请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它！”
第23章 早晨，在市内寻找
凌晨，吃过早饭，当他们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塔曼采夫突然按捺不住，大动起肝火来了。他打断阿廖辛的话，鼻孔抽动地说道：
“您干嘛总是没完没了地说什么‘应该’，‘必须’？需要的是破译的电文，没有电文我们就可能要找到耶酥第二次诞生的时候，我们就象一群瞎眼的狗崽子！”
“电文会有的。”大尉许愿道。
“什么时候会有？！”塔曼采夫越说越生气，“莫斯科已经十天十夜没能解开这个迷，他们译不出电文，我们却跟着倒霉！”
“是九天九夜，”阿廖辛纠正道，“你怎么啦，一大早就这么气呼呼的，起床时你大概是左脚先落地吧？”
“就算是那只脚吧！”塔曼采夫生气地说道，“请您别把我当傻瓜！我们都快变成吃干饭的了！谁也不敢对莫斯科下命令，可是对我们这些实干的人却抓住不放！……”
“别罗唆！你说怎么办吧？”
“必须从电文入手，电文！你们不敢跟反特局要破译电文，反特局那些人就在莫斯科面前什么也不敢提。是是是！好好好！这样干下去我可要受不了了，我也不想这样干！……莫斯科要管的方面军就有十二个，他们怎么能想到我们？！要掐住他们的喉头，要施加压力！让我来打电话吧，给将军，给莫斯科，给睡打电话都行……我才不管那一套哩，什么谁归谁管啦，什么上下级关系啦！我们这不是开玩笑，不是捉松鼠玩儿！这是国家大事！我们有谁也无法驳倒的理由！让我来打个电话吧！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让他们以后再也没办法把脑袋装上去！”
“说完啦？”
“没，还有哪！”
“当着安德烈的面，你也不害臊！”
“我这不是说给他听，而是说给你听的！”
“我听见啦。”阿廖辛不动声色地说道。
塔曼采夫啐了一口唾沫，用手扶着车帮一跃而起，跳上了卡车。
后来，他无精打彩地坐在安德烈身旁，随着车斗摇晃着，满脸委屈的样子。当卡车在塔曼采夫将要下车的地点停下来的时候，阿廖辛脚踩在踏板上对他说道：
“十二点整，中校将到空军军团的反特处来。你可以向他提出意见。”
塔曼采夫一声不吭地跳下卡车，头也不回地沿着大街走去。安德烈和大尉则继续乘车往前驶去。
早晨和昨天晚上一样，一无所获。
安德烈负责在市中心和市场一带寻找，他走过一条条街道，时而到市场里逛一逛。他最注意的是所有的军人，其次才是文职人员，但没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在市场里的顾客中间，其实主要是在女顾客中间，偶尔也可以碰到军人，但大多数是农民。
这些顾客穿着已经发了黄的自己缝制的衣服，有的戴着头巾，有的戴着便帽和漆皮帽檐的波兰军帽。人们在大车周围和货摊之间挤来挤去，对什么货物都要问一问价钱，但很少有人买，不过，顾客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衣服。这里可以听到俄语、白俄罗斯语，但大多数人讲得是波兰语。
卖什么的都有……从土豆到活猪到天主教的圣像和军装。货摊上摆着几百盒立陶宛和德国香烟，各种自制糕点和蜡烛、糖果、熏香肠和白面包。在大门口挂着一块诱人的招牌：“小吃部。与妈妈做的午餐一样！”而在这块招牌下面，卖的是热菜和芳香扑鼻的私酿白酒“滨比尔”。在刚解放的城市中，这类私人商业活动使安德烈惊奇不已，他对商人们的活动是一窍不通的。他想，那些坐在货摊后面的饱食终日的家伙，大概同他只在书本和电影里看到过的资本家是一丘之貉。
“新经济政策时期，”塔曼采夫以权威的口吻解释道，“私人资本家和投机商开始活跃起来了，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挨整的，会被整得叫苦连天！……”
天气同昨天一样热得令人难受，热空气似乎静止不动了。安德烈花了二十卢布买了一瓶鲜红的糖水，喝完之后他又开始到城里的各条大街上去逛了。
还没走到十字路口，他便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马路对面，在篱笆外的树荫下有一对漂亮的青年男女，姑娘穿的是医务人员的白长衫和白帽子，男子是个穿得挺讲究的中尉。
“怎么样？”安德烈的耳边响起了塔曼采夫的声音，他是从街角处突然出现的。
“什么也没找到。”
“啥也没有。”塔曼采夫会意地说着也朝那一对青年男女看了看。“在谈恋爱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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